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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叫我“杨红”的人

我的名字跟随堂哥堂姐,中间带个“春”字,舅姨、伯父都疼爱地叫我红红。而姑母就是那个唯一叫我杨红的人。
多年以后想起这个称呼,就猜想,姑母一则为了与曹姓表兄表姐区别,二则为了彰显我与她血脉相连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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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母待字闺中,吃了不少苦。我父亲幼年失怙,姑母当时大概也不过十来岁。后来嫁于曹家姑父,曹家家大业大,院落众多。从中山街到会馆街,地基比邻的有很多家,由于历史原因,界限划分不清。姑父当时在茅坪教书,姑母除了一天到晚照顾三个表兄姊,主要就是与虎视眈眈的四邻斗智斗勇,捍卫自家的领土。姑母生性要强,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里,精神就不济了,时而正常,时而恍惚。
我出生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母亲需要上班,急需要找人看我。最终还是姑母承担了这个责任。尽管,在外人看来是多么的荒诞的事情。我尚在襁褓之中,后来除了生病,竟没有丝毫损伤。
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天放学都过了快一个小时没有人接我,幼儿园老师非常生气,让我罚站在走廊里。站了半天的,我自觉委屈,趁老师和门卫不注意,推开大门一溜烟地从会馆街剧团后门跑回了中山街。我气急败坏地冲进大门,头进院子里没有,继续往前跑。果然不出所料,姑母在二进院子里的灶房里。她看见我大吃一惊:“呀,我头脑又乱了,忘了接娃儿”。我不由分说,推倒了灶台旁边的两摞蜂窝煤。上个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蜂窝煤作为城市家庭燃料是很珍贵的。好端端的蜂窝煤变成了一地煤渣,撒野完的我一阵后怕。姑母蹲下身子,把大的煤块,捡拾到塑料桶里,剩下的细末用笤帚扫干净。她非常歉意地说:”真不该把娃儿忘接了,下次我用笔写在柱头上,一定不会忘了,今天我给娃娃做个好吃的”。已经准备好挨打的我如释重负。接着姑母像变戏法一样,拿出比大人拳头还大的蛋,磕破在碗里,给我炒了吃。那是我第一次吃炒鹅蛋,后来再也没有吃过,但每次想起来都仿佛能闻到一股带有青草的香味。
小时候姑母家是我的乐园,在那里没有苛责只有好吃的。哪一个小孩都抵挡不住美食的诱惑。我还记得有一次烧鸡的滋味,也是我记忆犹新的杀鸡取卵的场景,鸡被拔光毛,开肠破肚之后,肚子里还有很多大小不一的蛋黄。而这些蛋黄烙成薄鸡蛋饼,中间裹上瘦肉和干豇豆,真是太美味了。
童年里最渴盼、最热闹的事情就是过年看社火。为看社火一大早就迫不及待的来到姑母家,所有的社火都会从中山街过。姑母会端个小凳子放在门口,我坐在门口守株待兔。近水楼台,一听有响动,我全然不管姑母在身后喊叫:“杨红,你可小心把你挤瞎了。”我撒开腿就跑,挤到尚未形成人群并且看社火最近的地方,而她怕我跑丢,会紧随着我在人群中穿梭……
流光一闪十余载,我上了高中,上下学时间紧,所以每过姑母家门而不入。但姑母总会在她家有好吃的的时候,站在门口向街上张望。有时放学我和好几个同学高谈阔论,就会被她打断:“杨红,今天做的菜豆腐吃不吃?”“杨红,今天熬的肉吃不吃?”……惹得同伴们纷纷大笑,还模仿姑母叫我:杨红———杨红。出于十几岁的“大人”的敏感和所谓的自尊,我会急切打断她:“我——不——吃!”
只有哪次上学忘了带钱,忘了拿东西,才会进门去“索取”。有一回夏天,上学途中我突然流鼻血,狂奔到姑母家撞门而入,扯开嗓门使尽浑身力气喊叫:“姑——呀——姑,我流鼻血哩,你赶紧给我拿点纸。”只有回应,半天不见人,又不知道是在哪一进院子里,我跺着脚烦躁地又喊叫:“姑,你搞啥哩嘛,麻利点!我快迟到了。”听见我吼叫,她急忙跑到前面房子,给我塞纸还在唠叨:“这么热的天,你不好好喝水,你喝点水再走,你……”她还没说完,我扭头便走,“天太热了,你把风油精拿上”,她一直追我到小什字,把风油精硬塞给我。后来,我在外求学、漂泊异乡,姑母便缠绵于病榻之上,一年见上几面,却少不了对我的牵挂,从家庭到生活到工作,无一不问,絮絮叨叨。
当时只道是寻常!
庚子年正月十三下午四点,手机上显示小虎表哥来电,我知道这个电话意味着什么,我终日忐忑祈祷,还是和姑母走散了。我拿起门口衣架上的外衣,匆匆出门,一路奔跑,任泪水在风中恣意洒落。一号楼前,零星的开了几朵迎春花,我蹲下来看着它们,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而那个叫我杨红的人,她再也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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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表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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