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跟随堂哥堂姐，中间带个“春”字，舅姨、伯父都疼爱地叫我红红。而姑母就是那个唯一叫我杨红的人。
多年以后想起这个称呼，就猜想，姑母一则为了与曹姓表兄表姐区别，二则为了彰显我与她血脉相连的亲情。
姑母待字闺中，吃了不少苦。我父亲幼年失怙，姑母当时大概也不过十来岁。后来嫁于曹家姑父，曹家家大业大，院落众多。从中山街到会馆街，地基比邻的有很多家，由于历史原因，界限划分不清。姑父当时在茅坪教书，姑母除了一天到晚照顾三个表兄姊，主要就是与虎视眈眈的四邻斗智斗勇，捍卫自家的领土。姑母生性要强，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里，精神就不济了，时而正常，时而恍惚。
我出生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母亲需要上班，急需要找人看我。最终还是姑母承担了这个责任。尽管，在外人看来是多么的荒诞的事情。我尚在襁褓之中，后来除了生病，竟没有丝毫损伤。
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天放学都过了快一个小时没有人接我，幼儿园老师非常生气，让我罚站在走廊里。站了半天的，我自觉委屈，趁老师和门卫不注意，推开大门一溜烟地从会馆街剧团后门跑回了中山街。我气急败坏地冲进大门，头进院子里没有，继续往前跑。果然不出所料，姑母在二进院子里的灶房里。她看见我大吃一惊：“呀，我头脑又乱了，忘了接娃儿”。我不由分说，推倒了灶台旁边的两摞蜂窝煤。上个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蜂窝煤作为城市家庭燃料是很珍贵的。好端端的蜂窝煤变成了一地煤渣，撒野完的我一阵后怕。姑母蹲下身子，把大的煤块，捡拾到塑料桶里，剩下的细末用笤帚扫干净。她非常歉意地说：”真不该把娃儿忘接了，下次我用笔写在柱头上，一定不会忘了，今天我给娃娃做个好吃的”。已经准备好挨打的我如释重负。接着姑母像变戏法一样，拿出比大人拳头还大的蛋，磕破在碗里，给我炒了吃。那是我第一次吃炒鹅蛋，后来再也没有吃过，但每次想起来都仿佛能闻到一股带有青草的香味。
小时候姑母家是我的乐园，在那里没有苛责只有好吃的。哪一个小孩都抵挡不住美食的诱惑。我还记得有一次烧鸡的滋味，也是我记忆犹新的杀鸡取卵的场景，鸡被拔光毛，开肠破肚之后，肚子里还有很多大小不一的蛋黄。而这些蛋黄烙成薄鸡蛋饼，中间裹上瘦肉和干豇豆，真是太美味了。
童年里最渴盼、最热闹的事情就是过年看社火。为看社火一大早就迫不及待的来到姑母家，所有的社火都会从中山街过。姑母会端个小凳子放在门口，我坐在门口守株待兔。近水楼台，一听有响动，我全然不管姑母在身后喊叫:“杨红，你可小心把你挤瞎了。”我撒开腿就跑，挤到尚未形成人群并且看社火最近的地方，而她怕我跑丢，会紧随着我在人群中穿梭……
流光一闪十余载，我上了高中，上下学时间紧，所以每过姑母家门而不入。但姑母总会在她家有好吃的的时候，站在门口向街上张望。有时放学我和好几个同学高谈阔论，就会被她打断：“杨红，今天做的菜豆腐吃不吃？”“杨红，今天熬的肉吃不吃？”……惹得同伴们纷纷大笑，还模仿姑母叫我：杨红———杨红。出于十几岁的“大人”的敏感和所谓的自尊，我会急切打断她：“我——不——吃！”
只有哪次上学忘了带钱，忘了拿东西，才会进门去“索取”。有一回夏天，上学途中我突然流鼻血，狂奔到姑母家撞门而入，扯开嗓门使尽浑身力气喊叫:“姑——呀——姑，我流鼻血哩，你赶紧给我拿点纸。”只有回应，半天不见人，又不知道是在哪一进院子里，我跺着脚烦躁地又喊叫:“姑，你搞啥哩嘛，麻利点！我快迟到了。”听见我吼叫，她急忙跑到前面房子，给我塞纸还在唠叨:“这么热的天，你不好好喝水，你喝点水再走，你……”她还没说完，我扭头便走，“天太热了，你把风油精拿上”，她一直追我到小什字，把风油精硬塞给我。后来，我在外求学、漂泊异乡，姑母便缠绵于病榻之上，一年见上几面，却少不了对我的牵挂，从家庭到生活到工作，无一不问，絮絮叨叨。
庚子年正月十三下午四点，手机上显示小虎表哥来电，我知道这个电话意味着什么，我终日忐忑祈祷，还是和姑母走散了。我拿起门口衣架上的外衣，匆匆出门，一路奔跑，任泪水在风中恣意洒落。一号楼前，零星的开了几朵迎春花，我蹲下来看着它们，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而那个叫我杨红的人，她再也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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