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一二·九”。合唱了，是儿子们、女儿们去，这样的合唱我似乎没参加过。前些天，我读了关于《青春之歌》作者杨沫（1914—1995）的文章，想想每个人的一生都是用不着别人评价的，包括杨沫。带着一颗公正的心去看，小说里和电影里的于永泽（原型是杨沫的前夫张中行）都是为了女生林道静好，作者为啥要丑化他？为啥他就反动、落后？

合唱：激昂、整齐、高歌。

《青春之歌》是从林道静逃离包办婚姻开始写起的。将近九十年过去了，包办婚姻减少了，“配阴婚”的陋习还存在，已经遭到法律的制裁和打击。让我们感受到了进步。

想想1935年，并非只有去最前沿、最前线才是最好的路。因为什么是最好的路，本身就很难言说。

回想“一二·九”，那种亡国灭种的危险，那种切肤之痛，是无法通过合唱来再现的。饥饿、军阀混战、灾害、外敌入侵，能主宰自己命运的中国人太少了。合唱，能唤醒的东西太少。合唱比赛对于年轻孩子的最大意义，是暂时摆脱课业负担和教育内卷，哪怕只有一上午。现在的内卷，伤的是我们自己；当年的外寇，威胁的是整个民族。

回头再说说女作家杨沫，她不能和萧红（1911——1942）比。萧红是经历一番苦难，从心理上恐惧，也不可能再接受母亲的角色；杨沫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没多久，就被扔在农村了，杨沫从一开始就没从孩子那里得到幸福和满足感，她受不了孩子的吵闹和啼哭——那些小生灵都是累赘——神经官能症的一种表现，杨沫也许知道不好，就是不能自控。

成功的一辈子，一部小说（影响力到底大不大不好说）《青春之歌》；失败的一辈子，五个孩子有她这样的母亲。成功又怎样？孩子的苦又有谁能知道和体谅？

最近，翻译夏目漱石的俳句，再回头看看芥川龙之介，越来越认识到：知识分子毛病太多。敏感可以，在创作或者搞学术的时候敏感一点儿，但是笔尖上的生活和日常的生活还是要尽量分开。

“一二·九”，不想穿越到北大校园了。但我在内心告慰那些坚韧的、敢于斗争的青年。爷爷不识字，姥爷也从未离开东北，1935年的他们什么样子，我倒是很想穿越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