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今年新上市的甜柿子，个头大，色泽好，老价钱——”一声久违悠扬的吆喝声传来，我下意识地离开办公室，急忙来到楼下，信手拿了六、七个柿子，付过钱后，提着盛满柿子的食品袋，看着黄红相映的大柿子，心情仿佛轻松了许多，不知不觉中，时光又到了柿子成熟的季节。
柿子树是落叶乔木，它的果就是柿子。在我家乡的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它的身影。我清楚地记得父老乡亲制作成熟柿子的过程：要么将果型好一点的，削皮后攒在绳子上，挂在高架上，经日光和霜露，变成柿饼；削皮经多次曝晒、发酵变成甜中带涩的柿皮；要么将软一点的，用绳子扎起，变成可口的软柿，到冬腊月，随时充饥；要么将果型不好的，或者有疮疤、摔伤的，用刀切成薄片，经日光、霜露后，制成甜香的柿团。记忆的闸门将我带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母亲是家乡制作柿子的高手，满框的柿子在她的手里几次侍弄，就成了一个个形体划一，各尽其用的果品雏形。我家只有一颗柿树，到了柿子收获季节，母亲干完自家的柿子制作，常常帮左邻右舍，忙得不亦乐乎。家乡制作柿子，大部分不是为了出售，而是留作自家在冬腊月，充当填充饥肠的口粮。
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父亲一场大病后，他足足在床上躺了一月有余，后经医生诊断为风湿性心脏病，今后不能到水田里劳作，不能从事体力劳动。父亲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对于一个还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家庭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母亲把大姐、二姐、我、弟弟、妹妹叫到一起，她坚定地说：“你们要尽各自能力，为我们这个家献力，不能让咱家垮下去，不能被邻里嘲笑。”当年大姐在学校品学兼优，老师对她充满希望。家庭突如其来的变故，她放弃了继续上学的理想，毕业后回家参加劳动。在家不到一月，就被当时的乡政府推荐去参加“整组”（就是宣传党的政策，对广大职工、农民进行教育）工作，条件是每月发生活补助17.5元，生产队计工150分。大姐只想着尽快减轻家里的负担，不容多想，满口答应了此项工作。两天后，她背起被子，带着16岁的青涩，到远离家乡40多里的原金水供销社报到。二姐上初二就辍学了，与母亲一起参加生产队劳动，一天记工5分。我家有三个人都在参加劳动，可年终结算，我家仍然是“缺粮户”。“余粮户”担着筐子分粮，我家只能提着小竹笼分可拎兮兮的一点粮食。在一年的暑假里，远方的一位亲戚托情，生产队长分了我家一头牛，饲养一天，记工3分，这份工作自然落到我头上，我没有理由不来承担。正好家族有一位远方的大哥是生产队里的“老牛倌”，他带着我，一起放牛。我也常偷偷地从家里带一些成品、半成品的柿饼、柿团、柿皮，分与他吃。他也经常帮我照看我家饲养的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俩谁也离不开谁，他每次提前就到我家门口，预约放牛的地点，出发的时间。我常常把书、作业也拿上，在目的地选一个表面平坦的大石块，趴在那里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朗读、背诵课文，我稚嫩的读书声，混和着牛的“哞——哞——”声，在空旷的山谷回响。
大集体时代，家家户户缺粮，更缺柴火。冬季来临，每家发动全部劳力，利用空闲时间拾柴（做饭用，以备过年），到了周六、周日，没架子车的，与有架子车的组合，3、5人一辆车，到离家40里开外的城山（位于今天金水镇的正西3公里处）上砍柴(家乡附近人口集中，所有的山早已空荡荡）。因为我们没有架子车，自然我家常是搭伙对象。后来，生产队处理修水库时，用过的架子车，母亲调动多方关系，用50元买了一两半新的架子车（当时一辆新架子车一百多元），结束了我家无车搭伙拾柴的历史。在农历十一月的一个星期六，母亲对二姐和我说：“明天我们拉上架子车去城山拾柴。”我一听高兴起来，一来可以吃一顿米饭（路远，干的是体力活，防止肚饿），二来还可以带上熟红薯、柿饼、柿皮等干粮，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说是多美的差事！我当晚早早入睡，在我睡意正浓时，母亲就不停地喊我起床，大声嚷着：“快起来，吃饭喽，我们要走了。”我一骨碌爬起来，吃了饭，我们母子三人拉起架子车，拿上拾柴的家什，向目的地出发。冬天的清晨凉飕飕的，天空的繁星亮晶晶地挂在天幕上，一动也不动。为了不让我走痛腿，遇到平路和下坡的地方，就让我坐在车上，母亲和姐姐拉着。起初，我们母子三在闲聊着，母亲和姐姐的脚步在急速向前迈着，为的是不落后别的拾柴人家，为的是今天返回时能不摸黑（天黑回家）。渐渐地我又在车上睡着了，母亲没有听见我的说话声，一次又一次把我唤醒，怕我受凉感冒，更希望我们利用说话声，互相壮胆，驱走寒气。远处不时传来奇怪的或长或短，或明朗或阴森的声音，我不时地询问母亲那是什么声音？母亲淡淡地说：“没有什么，它们是鸟在鸣叫。”我们加快步伐急速向前走去，走啊，走啊，就是看不见同去拾柴的人影，更听不到架子车的“咔嚓——咔嚓——”声，望望四周，星星还是那样繁多，天空还是那么漆黑，母亲和姐姐的对话渐渐地少了起来。偶尔，远处一声怪叫，周围变得死一样寂静，我害怕了，母亲大声说：“不远了，我们三人就到了。”我心里知道，母亲想用她的说话声撵走我的胆怯。又走了很长时间，母亲知道离目的地还有不到一里的距离了，看看东方还没有泛鱼肚白，天空的星星还是那么明亮，在一个背风的地方，我们休息了，母亲和姐姐在路边拾了一些小干柴，点燃后，我们烤起火来，烤啊，烤啊，我和姐姐都睡眼朦胧，只有母亲在不停地添柴火，大约一、二个小时之后，星星稀疏了，东方泛白了，朝山下望去，三人、五人拉着架子车，在蜿蜒的山路上蠕动着向山上走来，等他们与我们汇合，我们一起和着大队伍，超目的地开发。我人小，为了看管架子车（它可是我家唯一值钱的家当），远一点的地方跑不动，就在放车的地方拾柴，母亲和姐姐随成年人去远处拾柴。到中午十一、二点钟的时候，大人们陆陆续续担着大大的柴担返回了，放到车上，用绳索捆绑结实，一切准备停当，各家开始吃干粮，我吃着柿饼、柿皮，再也没有苦涩的味道，满是香甜。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们顺利回到了家。回家后，听父亲说，当天晚上，他“惊”（产生错觉，混乱了时间）了，睡下不久，就起床做饭，催我们吃饭出发。当时没有钟表，白天靠太阳或者干活的多少判定，晚上，依靠鸡的鸣叫确定时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可以说，只要参与拾柴者，或多或少都发生过一、二次。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是心有余悸！
随着学年的升高，各种费用不断增长，我又要步入二姐的辍学之途，这对于一个爱好学习的人来说是多么残忍的事啊！正巧我家族的一位堂哥，在父辈迁徙到离家六、七十里之外的原良心乡高邵村，他们家乡地广人稀，盛产龙须草，我和母亲商量说：“我利用暑假去割龙须草，学费我自己赚，你们不用管。”母亲欣然同意了，暑假一到，我就前往堂哥家，开启我“勤工俭学”之旅。在割龙须草的过程中，手被镰刀割破是家常便饭，龙草下面的马蜂受惊后，蛰我的手、脸，让我坐在地上哭鼻子是常有的事。也有为了抢占浓密的龙须草地盘，与侄儿、侄女斗嘴吵架事情经常发生……每天太阳升到头顶时，我们捆好前一天晒半干（当天的龙草，整理好，平铺在地上，经太阳曝晒，减少水分，第二天拿回家）的龙须草向家走去。一月多的辛苦劳作，虽然，一斤龙草只有6分钱，我不但攒够我的学费，弟弟妹妹的学费也有了着落。回到自己的家，母亲用我的钱，去供销社买回5尺白色的确良布，为我做了一件衬衣。新学期我又来到了我渴望的课堂，拿起我心爱的书本，如饥似渴的学起来。当我拿回一张张奖状，特别是穿上母亲为我缝制白衬衫，参加全区的文艺汇演获奖后，在各乡慰问演出时，我看到台下母亲的脸上露出了那久违的微笑。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兄妹五个都相继长大成人。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在精明能干的母亲带领下，我家解决了温饱和穿衣问题，经济一天天好转起来。初中毕业后，我如愿考上了洋县中学。三年后，我进入原汉中师范学院上学。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回乡看望母亲，母亲高兴地说：“我们家乡柿子现在销路可广了，价钱也很高。听说有商人要在家乡建一所柿子加工厂，现在厂房已建好，正在招工，乡亲们推荐我做技术指导，你说我行吗？”显然母亲在征询我的意见，我知道母亲的性格，她为了这个家还想继续操劳，我只好微微点头。回头望见母亲那飘逸的根根银发，佝偻的身躯，我还能说些设么呢？在潸然泪下的同时，只求她平平安安。
岁月更迭，辗转着我们一路的淡暖清欢。柿子的记忆，永留我心间。柿子一年一度在开花结果，岁月的车轮早已抹去它艰涩的回忆。在新的时代，红红的柿子成为家乡父老幸福生活的象征，对它我又有新的依恋。
在来年柿子成熟季节里，我定要回老家一次，看望我天天祈祷的母亲，欣赏我家乡柿子成熟的美景，聆听加工厂的机器轰鸣的悦耳音符，讲述那些动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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