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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和“日本学”的远缘

小时候我觉得上衣印着日本字母の或あ的同学很“洋气”。自己呢,家没有电视,不可看《铁臂阿童木》,但是钱总算能购买高尔基的小说。这就是我和日本与俄罗斯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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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听了宋先生的《明治维新史》,就对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政治家颇感兴趣,后来在大三的时候还读了一本英文的日本史,而读丰子恺翻译的《源氏物语》是在大二,自学日语是从大一开始。以上所有这些,是我从事日本学研究的基础。

日本能不能“学”呢?世界上有敦煌学、红学、埃及学,日本学也是可以成立的。二十年前,我以为写了好的硕士毕业论文就能出名。现在,我对日本学的看法是:

首先,我们必须跳出“日本学”看日本,遍览世界文学的主要流派后回望日本文学。

其次,彻底跨学科,文科才能“新”。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解决中日交流的具体问题,这也是我投入翻译日本诗歌的动力。我们不能期待、等待国际关系的某种变化,然后再空谈什么“中日如何如何”。

第四,我们要面对中日关系的现实。疫情再度告急,日本封国,东亚局势诡异,中日交流急剧减少。诗歌翻译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部分,诗歌的(钟)译本必将因为开创性而价值日益凸显。

这些年,我果断放弃了空谈文化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不再书写一般的日本文化史,而是向日本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和英国文学不断延申,终于取得了一点点的成果。诗歌翻译作为不受政治影响的学术领域,是大有作为的。

感谢老师和同学,后半生,我会踏实动笔。也将不断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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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表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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