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觉得上衣印着日本字母の或あ的同学很“洋气”。自己呢，家没有电视，不可看《铁臂阿童木》，但是钱总算能购买高尔基的小说。这就是我和日本与俄罗斯的缘分。

那时候听了宋先生的《明治维新史》，就对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政治家颇感兴趣，后来在大三的时候还读了一本英文的日本史，而读丰子恺翻译的《源氏物语》是在大二，自学日语是从大一开始。以上所有这些，是我从事日本学研究的基础。

日本能不能“学”呢？世界上有敦煌学、红学、埃及学，日本学也是可以成立的。二十年前，我以为写了好的硕士毕业论文就能出名。现在，我对日本学的看法是：

首先，我们必须跳出“日本学”看日本，遍览世界文学的主要流派后回望日本文学。

其次，彻底跨学科，文科才能“新”。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解决中日交流的具体问题，这也是我投入翻译日本诗歌的动力。我们不能期待、等待国际关系的某种变化，然后再空谈什么“中日如何如何”。

第四，我们要面对中日关系的现实。疫情再度告急，日本封国，东亚局势诡异，中日交流急剧减少。诗歌翻译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部分，诗歌的(钟)译本必将因为开创性而价值日益凸显。

这些年，我果断放弃了空谈文化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不再书写一般的日本文化史，而是向日本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和英国文学不断延申，终于取得了一点点的成果。诗歌翻译作为不受政治影响的学术领域，是大有作为的。

感谢老师和同学，后半生，我会踏实动笔。也将不断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