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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那些年(一)

父亲是我这辈子最佩服的人,他性情温和,心灵手巧,对家人对工作都有一份强烈的责任心,是个顶天立地的铮铮汉子。

父亲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今年七十多了。他和许多同龄的农村人一样,经历了年少辍学回乡务农、招工外出工作,在外打拼了大半辈子,后来又退休返乡养老的生活历程,他对自己回乡务农到当青年学工的这段经历尤为唏嘘感叹,常在子孙面前念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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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1960年——1964年上半年:
辍学回乡务农

父亲的初中是在爬山中学念的,是初61级学生,当时的爬山中学是一中招收完毕后的第二批录取中学,开设的课程中除了没有外语,其他学科跟现在一样。1960年,他15岁,正上初二,家在农村的他忽被通知不能再念书,马上回乡帮着务农。这对酷爱读书的父亲来说,真是晴天里一个霹雳。尽管平时家里农活多,放学回家总得先帮忙把活路做完才能在煤油灯下做作业,但对于读书这件事,大人一直还是很支持的,而他更是分外珍惜,从小到大,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突然之间不能读书了,这叫人难以接受!他恨自己为啥不是个城里人,要是有个城市户口,还可以继续念书。但一纸令下,如何能违抗?父亲只能哭着背起书包回家了。回家后一直心有不甘,到处打听是否还有读书的机会。后来辗转听闻永商那边好像有个农业中学,赶紧跑上门看,结果人家已经没办了。继续读书的希望终于就此破灭,那个伤心劲儿真是无法形容。

于是只好回乡,被迫死心塌地当个农民。当时农村人文化水平普遍低,有许多文盲,也有些念过书的,但很多小学都没毕业。像父亲这样读到初中二年级的,在大家的眼里,根本就是秀才一个了。回乡没两天,生产队的队长找上门来,要他当保管,做现金出纳。父亲才15岁,什么社会经验都没有,就要承担生产队里的重要角色,真叫人不敢接受。但队长十分诚恳地说,你是咱队里的小秀才,大伙儿都信任你,有什么不会的我们都可以教你。队长这么一说,意味着再不应承下来就对不起社员同志们的信任了。父亲只得赶鸭子上架做了生产队里的小保管。

当时生产队里有一正一副两个队长、一个妇女主任,还有几个小组长。而财经方面的配备力量最强:有一个现金出纳、一个粮食出纳,还有一个会计。队里的每一项收支,无论大小,都得这三个人验点清楚才能入账交差。当现金出纳,首先就要会用算盘,可父亲压根就不会,只能从头学起,跟着祖母学了半个月,就现学现用了。生产队共有200多亩良田,地处城郊结合部,除了种粮食,还可以间种蔬菜。一年中一季水稻一季小麦,中间套种洋芋、茄子、莲花白、豇豆、胡萝卜等,集体收入由此可以有所增加。生产队的田地很肥沃,很出产庄稼,每到蔬菜大丰收的季节,就用大车一车一车地拉到城里卖,主要是卖给蔬菜供销社,父亲会跟着到现场称秤,另有专人收钱。每天卖完回来对账,然后汇报给队长,再三方签字画押,交差了事。至于要买化肥、农药等生产物资,就先预支,买回来再销账。

当时人虽不大,但父亲在思想上认定对公家的事绝不能出半点差池,对账目必须理得水清米白,这在当时既是自己的觉悟同时也是上级的要求。每年大队要开“四清”会,对账目一一审查,看收支是否平衡,有无贪污,同时县上要派“四清”工作组下来,公社要成立查账组,对查出来的问题,该查办的查办,该退赔的退赔,绝不容许任何不廉洁行为。记得当完“小保管”父亲都招工到广西了,队里还发来一个函,要他回去配合理清一个账目。接到函后他当即向单位请假,回队里把账本翻出来,任由工作组检查。真金不怕火炼,父亲的工作细致到家,也不怕哪个来查,所以很快就理清了账目又回到了单位。

当时实行集体劳动制。早晨7、8点钟吃过早饭,就听“当当当”的钟声响起,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扛着锄头、担着挑担出来干活了。年纪大的六七十岁,小的就像父亲这样的中学生,都要到田里挣工分。在田埂上除草,会有人拿秤给称重量;挑肥料,会有人在旁边数挑数。到中午各人回家吃饭,吃完饭下午接着干。到干完活就集体评公分,一个劳动日以10分计算,普通劳力一般挣7、8分,中学生最多打个5、6分。父亲回忆说队长评公分大致还算比较公道,尽管也有出偏差的时候,免不了理论一番,但结果一旦定下来,就没人再说什么了。生产队里除了种粮还有蔬菜收入,所以比起周边的村社,经济效益还显得好一些,分值在周边村社是比较高的。当时一个劳动日值2角钱,市价8分钱一斤米,2角多一斤肉。一个人一年要分200斤粮食,大跃进期间是瓜菜与粮食各半。一般水平的家里一个月打回牙祭,有钱的可以半月吃回肉,穷的就难说了。

 

岳巷子里的故事

父亲说,当时的日子很清苦,可人还过得很愉快。白天大家一起劳动,边做边吹牛,说说笑笑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也不觉得累和枯燥。白天劳动了一天,晚上在清油灯下做点缝缝补补的活路,看点闲书,很早就睡了。夏天闷热人睡不着,同一个院坝的就聚到一起乘凉,在皎洁的月光下谈天说地,消磨时光,小孩子们就全在一个大编框里嬉戏玩耍,困了跑到大人的脚下依偎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感觉那时社会治安良好,人与人之间友善,基本没有什么吵嘴闹架的,小日子过得悠悠闲闲,比现在慢多了,也轻松多了。

我家所在的岳巷子,是一个百家姓聚居的地方,之所以叫“岳巷子”,是因为以前姓岳的比较多,后来岳家子弟纷纷搬迁,而土改之后,外面的人又陆续搬进来,所以“岳”巷子就徒有虚名了。祖母本来在城里帮人洗衣服,祖父在杂货铺当雇工。解放后,得知乡下可以分土地,就搬到了乡下,祖母当了农民,祖父则招到粮站做了工人。后来城里人都安排了工作,令农村人十分眼热,城乡之间这时却不能再随意流动了,所以很长一段时间祖母都后悔当初下了乡,让几个孩子都跟着受苦当农民,如果留在城里头,就不会为跳农门而费尽周折了。当时类似祖母这样想法的还很有一批人,他们的选择可以说一直关联到子孙几代人:城乡身份的差异,导致招工、参军、就业等一系列的不同,城里与乡下的生活待遇可以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当时的生产队长是政府任命的,名叫陈金山,是个外来户,人缘好,耿直爽快,又是个技术能手,凡事以身作则,所以很能服人。与之相比,抗美援朝后回乡的副队长温志和就更有可说之处了,当年与温一同参军一同回乡的伙伴本村里还有两个。温队长长得牛高马大,力大如牛,说话做事总是说一不二,自己做事积极,对别人的要求也严格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比如大家一起担水要跨过一条横沟,他力气大,一步就跨过去了,别人要搭个木板走过去,他就嫌人家动作慢了。哪家因为点什么事出工迟了,他不问青红皂白,定要追究到底,这导致乡邻们对他没什么好感。但温队长能文能武,是个有本事的人。他见到街上的垃圾,马上联想到队上的油菜种植,就叫人把垃圾拉回来沤肥,再用于种庄稼,结果当年的油菜高产,惊动了县里。为此县上还专门开表彰会,不仅评他当劳模,还要他作交流发言,会上当场奖励他一付刻着“劳模光荣”的大木桶。这木桶实在不是一般人能挑得动的,而从此他挑着这副木桶,干劲更足了。没想到,几年过度的操劳,累得他咯血,得了肺痨,很快就死了,死时才40出头,大家都说是那付木桶把他累死的,平日里讨厌他的人,这时都说起他的好来:真是一个实心人啊,可惜了!

 

胡豆田里的故事

那几年在农村,物质上虽然贫乏,但精神上很愉悦。父亲人年轻,能吃能睡,没啥操心的事。队里有几个年纪相当的小伙伴,白天一起干活,空了就一起耍。庄稼成熟的季节,他们常常自告奋勇去守田。其实当时社会治安非常好,可以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8个字来形容,而且小偷被抓住那惩罚是很重的,所以一般来说,守夜也不过就是到田野上睡一觉,没有什么好担忧的。不过有一次是个例外。

那是个初夏的夜晚,月光很亮,新熟的胡豆散发出一阵阵清香味。父亲和几个小伙伴在胡豆田旁边的小棚子里守夜,吹牛、唱歌还吹口琴,玩得很开心,一直玩到非常疲惫了才去睡。刚朦朦胧胧地想睡,忽然听到一种“刷刷刷”的声音,好像是踩胡豆叶的声音。父亲这人从小就很警醒,一翻身爬起来,悄悄叫醒另外三个小伙伴,让他们也听听那声音。有情况!他们一致认定有人进了胡豆田。于是趴在地上,朝那声音慢慢爬过去。隔着半人高的胡豆杆子,看到一个壮汉拎着个篮子正在摘胡豆,篮子已经装了大半。不知是谁弄出了声响,那人扔了篮子就跑。本来大家都很兴奋地准备抓“坏蛋”,这一弄倒让好戏没法演了,大家不禁埋怨起那个弄出声音的小伙伴,只有父亲说:不要紧,那个人的篮子还在这儿,他肯定还要回来拿的。于是把篮子转移到一个易守难攻的位置,埋伏好,静静等待鱼儿上钩。

果然,不到半个时辰,那个人东瞧瞧西望望回来找篮子了,找了半天总算把篮子找到了,刚提起来,几个小伙伴一哄而上,把他扑倒在地,扯脚的扯脚,扳手的扳手,尽管他很壮,但几个小伙子也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所以任凭他怎么挣扎都挣不脱。最后找了根绳子把他拴好,连夜押到大队办公室,由基干民兵看守。第二天审问,原来是邻村的坏分子倪国富。民兵将他吊在树上好生打一顿放了,对几个小伙伴则奖励了毛巾和肥皂若干。这件事给人的感觉很刺激,就像电影里“抓特务”的情景一样,所以几十年过去了,父亲对当时的情景还记得清清楚楚。

在农村好是好,可那会儿城乡差别那么大,在农村干得再好,在城里人面前一站都有种二等公民的感觉,所以父亲总向往着外面的世界,做梦都想早点脱掉“农皮”。(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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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表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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