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仍然是读文献。对，是读文献，不是读书。读到某小有名气的作家论阿Q，说阿Q敢于欺负假洋鬼子是因为天生敌视知识分子，不觉惊掉下巴。他难道看不出来未庄的知识分子是赵秀才而假洋鬼子革命后也成为了知识分子吗？他难道真不知道农村中人是多么敬畏知识分子吗？但一想到自己刚才在街上疑惑垃圾清理车司机怎么不戴口罩怎么在路边吃盒饭，也就有点明白，人间何处不是隔膜？作家之不懂阿Q，正如我之不懂垃圾清理车司机也。

我的日常工作是读文献写论文，读着读着，就想到昨天被舆论狙击的高福论文事件。人言啧啧，都说高福只管发论文、不顾民生，诛心之论，铺天盖地。我判断不了事情的真伪，就被聪明的朋友教训：“这样的消息你不该相信哦！”今天就有各种相反的信息，高福的回应，弟子的辩护，同行的分析，等等。但是，我仍然判断不了事情的真伪，不敢下结论，我不想变成一个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的人，我追求真相。古代的官儿审案讲究听原告、被告两造的说法，然后断案。现在这样一个信息纷纭的时代，如果只看了一面的说法就下结论，就定性，我实在是做不到。即使现在看到了围绕高福的两造的说法，我也不敢下结论，定性。作为一个在现代文学领域工作的从业者，我常常见到有人用丰富的证据论证一个危险的结论，看上去材料扎实，结论新颖，其实却不过是一面之词，只是堆积了自己想堆积的证据而已，常常经不起推敲。我哪里敢凭借各种满天飞的二手信息断定一个人的性质呢？我还是读我的文献吧。

读着读着就心虚，这是什么样的时代？这是什么样的人生？考辨郁达夫、王映霞、郁飞、许绍棣、戴笠、汪静之作甚？思考詹姆逊、高远东、张旭东、汪晖、罗岗论《阿Q正传》的是非作甚？吴宝林的文章讲了一些有意思的点，但有点不清不楚……但是他这两天在湖北做的事情很清楚，他在疫区服务，我只是在读文献，读来作甚？古人说太上立功，其次立德，其次立言，这次序排得真有道理，有的学者搞不清次序，还说三不朽都是功业，真是令人莞尔……不对，我是羡慕吴宝林在立功，而我连立言也觉得羞惭。

文献也就读不下去了，我不敢相信自己有能力仅仅靠读文献就读出真相来，何况任是什么时候的文献，修辞立其诚的总是少数。现在呢，对，就是这几天，能看到多少披肝沥胆的东西？往往也就只能看到各种各样话语包裹的用心。责任呢？担当呢？并不见有多少。但是，这也就是在话语堆里打转转的人自以为聪明的说法。不由得联想起鲁迅在《理水》中写的“文化山”，鸟头先生们振振有辞地证明着文字之国的不朽，却忘了自身所在不过是滔滔洪水中的一页坡地而已，并没有宏观全局的能力。

聪明的作家也许会以为我是天生敌视知识分子的阿Q，但我实在并没有资格做阿Q；因为鲁迅曾经写过：“阿Q真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