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在老家辽西，吃饸饹面应该算是清明节的一个习俗。

之所以说应该算，是因为从老祖宗那传下来的规矩，这天应该吃一碗饸饹面，但因为那时物质匮乏，并不是每家每户都能吃得上。

匮乏的不仅仅是口粮，还有做饸饹面的工具——饸饹床。

祖老太爷共有三个儿子，一大家人在老院子里一起住着。祖老太爷住东屋，几个儿子就分散在西屋、厢房、后院住着。后来人口多了，儿孙们开门立户搬出去住，但大家习惯了多年的称谓，继续“西屋、厢房、后院”地叫着。这些称谓，曾让我们这些没有见过老院子的子孙迷惑多年，后来慢慢了解也逐渐理解，这些称谓代表的不再是方位，而成了一个记号。

有了这个记号，就知道自己是祖老太爷的哪一支子孙；有了这个记号，就知道我们曾经是一大家人。这记号，就像草原上牛马身上的烙印。

说得远了，继续说饸饹床。

祖老太爷只有一个饸饹床，分家时给了西屋。于是我们其他几支，只能赶上西屋不用的时候，把饸饹床借来改善一下口味。

饸饹床是祖老太爷当年请人做的，有着像直升机起落架一样的两条腿。核心部件像一个铡刀，只不过刀刃换成了木塞，木塞垂直对着的是短粗的铁管，下面用打着孔的底座封死了。做饸饹面时，在大铁锅里烧开了水，把饸饹床架在锅上，和好的面塞进铁管，用木塞顶好，轻压把手，饸饹面就一根根地滑进沸腾的锅里。

奶奶说，做饸饹面最好的材料是荞麦面加榆皮面。荞麦面是粗粮，单吃口感不好，也没有韧劲，用来做饸饹不能成条，很容易煮成一锅粥。奶奶从房梁上取下一个棉布口袋，里面是当年砍倒房东大榆树时她精选、晾晒的榆皮。

挨过饿的老人，对榆皮都有着特殊的情感，那是救过命的口粮。和粮食种子一起放在房梁上，足见对榆皮的珍视。

从奶奶手里接过榆皮，母亲就带我去用石碾压面。一圈，干燥枝蔓的榆皮就规规矩矩地躺在碾盘上，两圈，带状的榆皮就有了丝络的裂痕，三五圈渐成絮状，三五十圈下来，我们就能收一小簸箕散发着甜味的榆皮面。

掺进榆皮面，荞麦面就有了劲道。从饸饹床下流淌进铁锅里的，就不再是断断续续的饸饹头，而是柔韧细长的面条，入口滑嫩，回味香甜。再加上香菜、小葱、酱油拌作的调料，香味扑鼻，我一个人可以喝下三四碗。饸饹面理所当然地成了儿时春天里最好的美食，定格在那个物质尚不丰富的年代。

对儿时的饸饹面，虽然至今依然保留着色香味俱全的立体记忆，但细想来，我可能也就吃过两三次吧。在清明节那天吃上一顿，好像一次都没有过。

那个时候，家里“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十分明确，父亲操持田地里的农活，家里的吃喝拉撒基本都是母亲一个人张罗。脑海里没有母亲借饸饹床的记忆，瘦弱的她是怎么把那个沉重的大家伙，从“西屋”运到一里路外的家里。扛是不可能的，她没有把饸饹床举上肩的力气，我也从没有见过母亲扛过东西。可能是拎吧，那么长的路，至少应该歇上三五歇。也有可能是用推车推，请人把饸饹床放进车斗，再趔趔趄趄地推着回家。

年纪就像是村里泥土路上的车辙，沿着固定的路线往前辗，辗到哪里才能看到哪里的风景。转眼我已经到了母亲当年的岁数。我渐渐体会，当年做饸饹面的难，不在饸饹床的沉重。

母亲是一个内向却很要强的人，如果不是孩子嚷着要吃，她不愿出门张口去借东西。但凡家里常用之物，母亲大都自己置办齐全，为的就是少求人。

清明节那天，虽然很难借到工具吃上饸饹面，但在母亲的张罗下，必要的仪式感一点也不少。清明节的前几天，她叮嘱父亲在屋后梨树上系根长绳，让我们姐弟俩可以在自家院子里荡上秋千。清明节的中午，母亲再忙，也会放下其他的活计，亲手做几大碗手擀面，精心调制好面卤，让一家人大快朵颐。

当年看来，无论是饸饹面，还是取而代之的打卤面，都是应承了祖辈留下的规矩。但现在才懂得，吃不上饸饹面的日子，母亲没有将就，她是怀着敬畏的心情，把将就的日子过成了讲究的生活。多年后仍念念不忘，是因为在那个清贫的日子里，母亲让我们看到了幸福的微光。

后来母亲身体不好，就教我和姐姐做自己手擀面。除了面条，母亲在生命最后的几年里，把她会的手艺全部传给了我们。包饺子、烙大饼、擀面条、蒸馒头，如今我和姐姐经手的饭菜，其中都有母亲当年的味道。

前几年，老家的集市上开始有饸饹床卖，价格不贵，也很轻便，父亲买了一个放在家里。我清明回家，既主外又主内的父亲就放下田地里的活计，给我们做饸饹面吃。没有荞麦面和榆皮面，父亲就用高粱面掺了点白面来做。

可能是白面放少了，压出来的饸饹不成长条，断断续续。

端起碗捧在手里，香味再次袭来。断断续续、热气腾腾的饸饹条，就像我们对离开19年的母亲的记忆。虽不连贯，但回味悠长，热气氤氲，总让人润湿眼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