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村里靠近山坡下面的二十五亩地被几个能说得上话的“码里人”承包了。

那片地还真不是孬地，正宗的黄土，土层也很厚，就是因为靠近山坡，地身有点高，容易旱，还不好灌溉，所以之前都是家家户户分一点，就当废地，大多不种什么成名的庄稼，要不就是随便栽两趟红薯，点几棵棉花，或者种点高粱留着冬天闲来无事缝个锅盖，扎几把家里用的扫帚。总之，这块不成名的地从来没见长成过什么成名的庄稼，但是却为村子里的人找来了许多事做。

我家住在最靠近这块地的地方，和我家就隔了一条两米宽的小水沟，所以每天天刚亮总能最先听到有人站在小沟边脸对着村子，骂着形形色色，不堪入耳的脏话。

“我种几棵棉花种你家祖坟上去了吗？你让你家猪老爷给我拱的干净的？”这一听就知道是谁家的棉花地被猪光顾了。

”我这高粱眼看着成熟了，这半夜里哪l两个不要脸的来我高粱地里快活的，给我盘倒了这么一大片。”

………

只要有一个人开始骂，马上几乎一个村子的人都起来往那块地里奔，于是更多的骂声此起彼伏，人影也越来越多，有拎着尿盆的，有端着饭碗的，有背着粪箕割草的，有拿着毛线打线衣的，有指桑骂槐的，有指名道姓的。不一会，有了扭打声，接着两家的男人来了，两个家族的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来了。拉拉扯扯，头破血流那是常有的事。没参与打架的装模作样的伸手拉两下，其实心里巴不得打的更狠些。

村子终于意识到这块地惹的祸患远远大于它的收成。于是村委会几个一合计，承包，承包出去。

承包到这块地的一共是三个人，听说是这三个人合伙承包的，老百姓只要乖乖把地给人家腾出来，不要耽误了人家种就行了，从来也没听说有人问过承包费的事。

承包的第一年他们种的是大西瓜，请了一个瓜把式，听说是河南人，我至今还清楚的记得那个人叫马明远，大约有四五十岁的样子，大长脸，刀条一般的瘦，两只眼睛像两盏破灯笼挂在那张老脸上，忽明忽暗，有点瘆人。他的瓜庵子还真有点意思，破门边一左一右挂着两盏灯，经常听到有读书声从瓜庵子里面传出来。那声音听着就像看到了人，应该是摇头晃脑的姿态。

庄上的一个不算精明的叔叔经常从瓜把式的瓜庵子里面出来，跑到我家，跟我父亲说：大哥，你去看那老东西穷酸样，还在那装模作样看书来，喝的醉醺醺的。现在去他瓜地偷瓜跟拿自家的一样。我母亲这时会推着这个叔叔到门外边，让他滚远点，我父亲就笑，我也笑。

那年瓜秧子长的不孬，可是结的西瓜不多。又没赶上市，再加上那年水发的早，等西瓜成熟的时候都在水里洗澡了，被水泡的西瓜一个个像是穿了白色外套，露出里面红色的内衣。瓜把式被几个承包土地的人连打加骂的赶跑了，一分钱也没挣到，走过之后，母亲说，还借了我家一面筐的面。父亲翻了母亲一眼：不要笑话落魄的人。

那个人的确有点读书人的样子，经常见他从报纸上剪摘一些小文章，贴在一张张白纸上，有时路过我家，遇上我在家，还会跟我父亲说，你这闺女要是我家的就好了，好苗子，可惜你们没有本事培养。我母亲就会远远的白他几眼，然后等他走后告诫我父亲，再走我们家门口的时候不要跟他打招呼。我也因此觉得这个人有点居心不良，什么是你家的就好了，这叫什么话呀，占便宜不是？烦人。

我们村正好也有一个穷酸教书的，这两个人都有臭味，但是貌似不相投，开始经常看见教书的从我家门口经过，手里提着一点炒熟的花生米，口袋里装一瓶酒，还会装模作样的喊父亲一声，去瓜庵子里喝酒，当然父亲是不会去的。后来有一天半夜里，就听到瓜庵子里先是传来吵骂声，后来变成殴打声。父亲拉开门，母亲又关上。第二天就看到两个人的脸都跟鸡琢的一样，一条条，一道道，纵横交错。好在教书的也是老光棍，不然又会闹的不可开交。

“丫头，喜欢看报吗？”

我正在做作业，听到声音吓了一跳。

“不大看，看不懂。”我才读初中，那时只对大部书感兴趣。报纸从来不看。

“看看，这篇文章，能不能读懂？”把式把一张稀巴烂的用浆糊粘上的报纸放到我的面前。

“上次就是因为这篇文章和你那老师打起来的。”我知道他说的是咋回事。

是一张中国青年报，头版一篇文章： 《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作者潘晓。内容我都不大记得了，一九八几年，那时正是中国文学复兴的时期，大家畅所欲言，百家争鸣，各种形式的文学流派雨后春笋。但是我年龄小，还只是学生，真的看不懂。但是瓜把式加的批注却是密密麻麻，我感觉比原作字还要多。字很潦草，我一半也认不识，只好难为情的还给了他。把式摇摇头失望的走了。这件事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块不成材的地，后来那几个人又种了一年红薯，听说因为劳力和收成分配不均，到底也没有给他们几家带来什么看得见的实惠，后来这块地彻底回归了荒芜，成了放羊的羊场。虽然再也没有了吵骂声，但却从那以后成为了村子里谁也听不懂的一首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