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在古代被称为“学案”，是一种“读”和“写”都非常尴尬的东西。也许黄宗羲（1610—1695）的《明儒学案》除外，我没读过。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都是认真的先贤，他们不会随便乱写，更不会无病呻吟。

最近看到了钱端升（1900—1990）硬皮的《政治的学问》，才知道这位北大法学院前院长原来是有科研成果的，并非只写过我上课用的那本《比较宪法》（与旧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合著）。不过，这些成果几乎都是在抗战胜利之前。钱先生在那个年月就努力进行政治学（一级学科？）的建设了。某个特殊的年代之后，竟然毫无建树，谁应该感到尴尬？

我国江南某地，拿“东吴法学”当成一块品牌，其实，这块牌子是我们在若干年前用残酷的手段亲手毁掉的，挖掘“东吴法学”的历史，尴不尴尬？这样的学术史越写，越照出现实的苍白。

都说写学术史是一种基本功，前人的学问脉络要了解，可是，如果写学术史，写“研究现状”还能当“敲门砖”，是不是有点尴尬？啥也写不出的时候，最好别写，别弄那种大而全的流水账式的学术史。

研究生管理部门要求：年轻学子的论文第一部分必须是学术史——研究现状。从近些年期刊论文的质量来看，好东西越来越少，您让新入学的年轻人总结什么？往《开题报告》上写什么？

《政治的学问》可能是钱端升老师的后人编辑的，里面好东西很多。如果我们能做的只是出版一套《钱端升全集》或者召开“钱端升法学思想研讨会”，那不更说明现实中法政学科的创新如“秋毫”一般不好寻找吗？

别以为纸上写总结是个大事，比“纸上谈兵”还无聊。后者最起码还可以当成游戏，不会浪费资源。

耐心积累，好好创造吧。创造，不是为了被写进学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