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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的“学案”

学术史在古代被称为“学案”,是一种“读”和“写”都非常尴尬的东西。也许黄宗羲(1610—1695)的《明儒学案》除外,我没读过。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都是认真的先贤,他们不会随便乱写,更不会无病呻吟。

最近看到了钱端升(1900—1990)硬皮的《政治的学问》,才知道这位北大法学院前院长原来是有科研成果的,并非只写过我上课用的那本《比较宪法》(与旧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合著)。不过,这些成果几乎都是在抗战胜利之前。钱先生在那个年月就努力进行政治学(一级学科?)的建设了。某个特殊的年代之后,竟然毫无建树,谁应该感到尴尬?

我国江南某地,拿“东吴法学”当成一块品牌,其实,这块牌子是我们在若干年前用残酷的手段亲手毁掉的,挖掘“东吴法学”的历史,尴不尴尬?这样的学术史越写,越照出现实的苍白。

都说写学术史是一种基本功,前人的学问脉络要了解,可是,如果写学术史,写“研究现状”还能当“敲门砖”,是不是有点尴尬?啥也写不出的时候,最好别写,别弄那种大而全的流水账式的学术史。

研究生管理部门要求:年轻学子的论文第一部分必须是学术史——研究现状。从近些年期刊论文的质量来看,好东西越来越少,您让新入学的年轻人总结什么?往《开题报告》上写什么?

《政治的学问》可能是钱端升老师的后人编辑的,里面好东西很多。如果我们能做的只是出版一套《钱端升全集》或者召开“钱端升法学思想研讨会”,那不更说明现实中法政学科的创新如“秋毫”一般不好寻找吗?

别以为纸上写总结是个大事,比“纸上谈兵”还无聊。后者最起码还可以当成游戏,不会浪费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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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积累,好好创造吧。创造,不是为了被写进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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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表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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