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上初中时是很快乐的，再也不要像小学那样从家里带去树棍、稻草，让父亲到教室里帮我与同桌用泥巴“糊”一张课桌。初中教室是砖墙，课桌板凳学校备好了。更高兴的是我们上学路上经过湖稍圩，乘渡船过条河，翻过那时我能见到的山–鸡鸣山。这上学路上有圩跑、有船坐、有山爬，比起小学生动丰富了太多。

那时候我们从圩区上初中的同学们初见山的模样都异常兴奋，下午放学后都不急着回家，躲藏在山林间玩很长时间，直到天气欲黑时才结伴发了疯似的跑到渡口，在渡船上喘口气，上了岸再一溜烟似的往自己家跑。这一年四季奔跑下来，我们跑步的速度快多了，而我差不多总是跑得最快的那一个，这要归功于我母亲。我那时喜欢玩水，圩区河流、水塘多，每年都会有小孩淹死。我七岁的哥哥死后，我成了家中“龙蛋”。母亲唯恐我淹死，见我头发湿了要打，脸上青紫了也要打……后来东圩埂长辈们教我:你妈气头上你不要犟，一跑了之，等她气消了再回来。再遇她要打我时，我便撒脚丫跑，可母亲气头上在圩埂头上撵我要跑好几圈，若是逮到了打得更狠，只有拼命跑。有此“童子功”我上初中时自然比别人跑得快一些了。

我们放学后躲在鸡鸣山树林间玩的快乐时光，终结于一次“反镖”事件。忽然有一天，鸡呜山上来了许多身穿白色制服的人员驱赶我们，就连我们天天经过的三叉路口那根电线杆也不准靠近，电线杆大半人高处用布裹起来了。后来，有岁数大的同学悄悄告诉我们:有人在电线杆上用粉笔写了“反镖”，正在学校核对笔迹，捉拿“反Gm分子”。此后一段时间学校老师与民兵在山上执勤，远远的看见学生就高喊“赶快回家”，我们稍微跑得慢一点，他们便跟着撵。

虽然我们山野间撒野的时光就那么溜走了，可一想到我们是站在“革命”的一边，便也没觉得有多可惜，大不了放学路上不玩了呗。三十年后，我在省城遇到当年写“反镖”的那位同学，他已是一所中学校长了。我酒后问他当年到底在电线杆上写了啥?他说:“我把千万不要忘记阶段斗争，写成了千万不要搞阶级斗争”。现在看来这么幼稚简单的事情，当年却让人如临大敌，弄得我们过早的“成熟”起来。

我们上初二那年春上，传来一个坏消息:我们每天经过的地方查出一个m风病人。从我们家经过渡口上岸后是半岗半圩，北边是半个圩区，南边是岗头旱地，中间一条土路穿过，那个m风病人家就在岗头上。我们耳朵听到的麻风病远比魔鬼要恐怖得多:据传m风病人一星半点唾沫溅到空气中飞，别人闻到就传染上了，先从四肢烂起，最后剩下一副骨头架子比蚂蚁啃的还干净。那条路我们上学放学必经之地，于是每天早上上学与晚上放学，所有的同学都铆足了劲跑过那条土路，有的同学还用衣袖堵住鼻子。春夏秋冬跌倒在稻田里，栽倒在雪地里的不计其数,一些跑得慢的同学都没人愿意与他同行，在学校也保持距离，生怕他吸入了別人的唾沫星子传染给了我们。有不少同学就此辍学回家务农，避免染上了m风病。

其实，那个病人家所在岗头我小学时就去过多次。随父亲冬季去岗头上找一位何姓老兵,他与我大伯一同当兵打仗七年,两人又同姓。我父亲让他说说大伯在部队上的事情，由我记录下来。我父亲后来将我小学记录的几本“采访本”送到县里，上面派人下来调查，还真追认我大伯为烈士。大伯没有后人，这烈士证发下来时，我父亲晚上带我去那个老兵家，他捧着烈士证泪流满面。临离开时，我问了句:“您不怕麻风病吗?”他愣了下，“成堆的死人都不怕，病有什么好怕的?别听他们瞎说吓人。”

弹指间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在省城当记者时有人提供一条新闻线索:一位张姓大姐在m风病院照顾病人几十年，刚获得xxx光荣称号。我也正想打开少年时心中的那个结，便去了那家m风病院采访。那位张姓大姐与我同岁，她在读初中时也如我一样恐怖此病。正好有招工照料m风病人，自己在家是长女，能有份工作减轻父母亲负担，便应承了此事。当时怕极了，上面人说给你打三针特效药水，发两套防护服，就不会传染此病了，当然交代了诸多保密要求，没想到与m风病人一呆就是三十多年了。她说，即使与小猫小狗相处长了，也会有感情的，何况是活透透的人呢?其实，病人根本不是想像中的那样可怕，保持通风与清洁，勤洗手多晒衣被，助以药物治疗就行了。自己深知病人的痛苦与绝望，现在一个县根本没有那么多病人，经请示同意将周边县此类病人也接到这里来治疗，才将一个院维持下去。

那天采访就在她家，她家是院子里的三间平房。我问她孩子状况，她说这是自己最欣慰的事情，两个孩子原本都在农村，考上大学现在都很有出息。送走了一批批病愈后的病人回归社会，自己与老伴就在院里生活，没有觉得任何不便，更不存在恐惧感。当年领导说三针特效药与防护服，现在想想都觉得好笑，哄小孩子似的。

光阴荏苒，很多事情越来越遥远了，可世上许多事情依然会换种样子不断重演。许多有益或有害的东西与我们同生共处，我们既要科学防治，也不能因噎废食，把所有都拒之于城池以外，民生艰苦，恐怕并非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