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看过一部阿尔巴尼亚的反法西斯电影《海岸风雷》，一部黑白片。那里面有个好吃懒做的、留着小胡子的人做了叛徒。他经常在小酒馆喝酒、发牢骚，于是被敌人发展成他们有用的人。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小酒馆，使我误以为故事发生在城里。事实上那只是海边的乡村，充其量可以叫小微型集镇。这和我记忆中的故乡的乡村何其不同？我们的乡村不会有小酒馆，即便集镇上有那么一两家，也不可能像《海岸风雷》里的小酒馆天天人满为患，夜夜热闹喧哗。到我十八岁离开故乡，从没进过酒馆。我想这救了我。因为那时我有太多的不满和牢骚。如果有那么个酒馆，我大抵会和《海岸风雷》的老渔民的大儿子赛力姆那样被不怀好意的人收买，成为叛徒。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对小酒馆怀有深深的戒心和敌意。只要听到什么地方有小酒馆开业放鞭炮，就瑟瑟发抖，彻夜难眠。
一
上小学时，班上忽然传阅起一本外国小说来。传阅形式是你读一段，他读一段，我再拿回家看一段，有时是几个人挤在一起，其中一个大声朗读……就是说每个人只看了个大概。加之当时识字不多，又是繁体版本，也只能阅读个大概。那是我平生阅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第一部外国小说。数十年过去，我对那本书只剩下星星点点的记忆：四十左右的游击队长米哈伊洛在一个冬日的黄昏，拎着一个浆糊桶步履蹒跚走在冷清的街道上，隔不多远张贴一张悬赏布告。被悬赏的人就是他自己。因为过一会儿，他就穿着德军少校军服耀武扬威地走在大街上。另一个情节是年轻英俊而多情的游击队侦察员瓦霞深夜里在海边某秘密刑讯室发出的惨叫声：他被德军捕获，严刑拷打，要他交出米哈伊洛的行踪。此外，我还非常意外的记住了游击队上校副旅长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的名字。大概十年前的某一天，忽然间就想到了这本有关二战的红色小说《在遥远的海岸上》。心中产生一个疑问久久不能消除：瓦霞最终是生还是死？为此我不得不打电话给故乡的刘同学，他是我确信当时读过这本书的人之一，而且我一直有种感觉，这本书是他从家里带到学校的。因为他有个十分英俊而又聪明的哥哥，他总能弄些稀罕货色，比方说《参考消息》。当我跟他打听起这本书时，他尴尬地笑笑说，兄弟，我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你知道，我虽然大你两岁，但我只是拳头比你硬，读书不一定比你多。前些日子忽又莫名其妙想到这本书，一探究竟的念头难以遏制。我想孔夫子旧书网上或能找到。不出所料，网店有售。我花了四十八块钱买了一本破损的书，因为品相完好的标价都在百元之上。卖家表示内容无缺损，只是封面破旧。当我下单后，我猜卖家一定笑了，因为在他想来，这本从某某粮食局图书室弄来的不值一文的烂书终于有了可观的盈利。而我拿到这本一碰就像蛋卷一样易碎的旧书时也有笑容，因为我花几十块钱买回一段少年时期的美好记忆。我花了几天时间阅读《在遥远的海岸上》，我的星星点点的记忆除了名字没错，情节都是错的。首先那个张贴悬赏布告的老头并非米哈伊洛，米哈伊洛只是游击队的侦察员，不是队长，只有二十多岁。被德军抓捕的不是瓦霞，是他的女友——另一个侦察员——意大利人安热丽卡。且瓦霞虽属少年，却不英俊。《在遥远的海岸上》叙说的是多国人员组成的混合游击旅在的里雅斯特抗击德军的故事。抗战艰苦卓绝。米哈伊洛总是冒险进城进行爆炸和行刺，给德军造成重大伤亡和恐慌。他是人民的英雄，德军的噩梦。小说具备那个年代红色故事的所有要素，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它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没有艺术价值。最起码，它的结局超出了我们所常见的皆大欢喜而呈现为悲剧性的：安热丽卡首先被杀，瓦霞在执行任务时力竭而亡，米哈伊洛被德军包围饮弹自尽，抵抗组织里更高级别的特务并未揪出……阅读这本书时，恰值俄乌开战，实在令人五味杂陈，颇为感喟。小说中的游击旅的战士来自苏联各邦国，来自罗马尼亚、意大利、匈牙利、保加利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他们一律向往和平，厌恶战争。谢尔盖上校想尽早回到莫斯科和妻儿团聚，米哈伊洛只想回到故乡巴库去当一名画家，瓦霞只想和安热丽卡结婚当农夫……我在想，如果他们都活着，现在都将分属不同的国家，因为苏联解体了。他们之间有可能兵戎相见吗？当然，他们老了，但他们的后代还年轻。
我是听着茅草屋的山墙上的有线广播长大的。很多年里，广播里始终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庄严的声音：S.M两个超级大国，危机四伏，内外交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干涉安哥拉，入侵扎伊尔，阴谋颠覆苏丹政府……当时我根本不知所云，但我现在终于略懂一二。比方说，巴尔干半岛的联盟解体和战争，那一定有霸权主义的鬼影子，包括一直策反、侵略别国的霸权主义者之一，最终也没逃过此劫，被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正所谓都是装在乾坤套子里的猴子，任你如何辗转腾挪都逃脱不了。
如今两个曾经是兄弟的盟友在持续交战，正是各方神怪显山露水，粉墨登场的绝佳机会，他们自然不会错过。就连我们这些远在天边的普通俗人，也都以适合自己的不同形式声援或参战。挺此抑彼，爱恨交加，语挟刀枪，拳脚到肉。关于这个问题，伊沃•安德里奇说过的一句话或能概括其复杂性和生动性。这位诺奖得主的前南斯拉夫作家被誉为最为理解伊斯兰教、天主教、东正教三者复杂关系的伟大智者。他是这样说的：他们的爱是那么遥远，而他们的恨又是那么地近。穆斯林望着伊斯坦布尔，塞尔维亚望着莫斯科，而克罗地亚望着梵蒂冈。他们的爱在那儿，而他们的恨在这儿。
二
《在遥远的海岸上》叙说的故事发生在的里雅斯特城内城外。有趣的是，我半个月前买了一本《尤利西斯自传—乔伊斯书信集》，这几天才开始读它。目前读到的都是乔伊斯在的里雅斯特写给他的亲朋好友的信。当时的的里雅斯特还属于奥地利。乔伊斯对的里雅斯特充满恶感，并作为一个出了名的道德败坏（携妻子劳拉私奔）的英语教师而工作和生活着。他在那里生活的十分辛苦，他的每一封信都要谈到他的写作、发表、稿费、欠账、借钱。他有时甚至把还没写好的小说的稿费都要以英镑或先令为单位计算到未来某一天的收支计划当中。而计划往往难以实现，乔伊斯先生心情不好，免不了恶语相加。尽管的里雅斯特在乔伊斯眼里粗野而鄙陋，但他的《斯蒂芬英雄》（即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的大部分和《都柏林人》的大部分都在那里完成。他在写给弟弟斯坦尼斯劳斯的信中说，他担心几百页的《斯蒂芬英雄》没有人愿意花几个先令去阅读，同时认为自己的《都柏林人》故事写得超棒，却担心这样的故事终究不会是独一无二的。从他的短短数语中，我猜想到他已经开始考虑写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不朽之作。但当时他并没想到写什么、怎么写。从他和出版商格兰特-理查兹的通信可以看出他对自身作品的坚持和捍卫，哪怕是一个词，比方说“该死的、他妈的。血腥的”，他都不会为了迎合人们装腔作势的优雅阅读而找词替代。他说他的作品哪怕是被改动一字，“对我而言，都柏林人就会变成没加盐的鸡蛋。”他告诉理查兹，《都柏林人》写的是爱尔兰瘫痪中心都柏林的12个故事（当时《死者》等3篇尚不在计划之列）。他在信中写道：“我打算就我国的道德史写上一章，之所以选择都柏林作舞台，是因为我觉得这座城市是瘫痪的中心。我设法向中立的公众介绍它的四个方面：儿童时代、少年时代、成年时期和公众生活。这些小说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安排的。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我采用了审慎的恶毒风格来写，并深信他是一个粗鲁的人，不管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描述的时候都敢对其改头换面。”奇怪的是都柏林并没有因为乔伊斯的尖锐批判而被人嫌弃，相反，很多对都柏林毫无了解的人们却因此喜欢上了爱尔兰。当初出版商因《都柏林人》对爱尔兰的污名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出版商也没因此被治以有伤风化罪。但最终（《尤利西斯》出版之后）的结果是，爱尔兰嫌弃并拒绝了乔伊斯。
有关乔伊斯作品的研究者有个共识，乔伊斯着手写《尤利西斯》可能是在他写《死者》的时候。认为《死者》没能表达他所有企图表达的。因此，他们认为《尤利西斯》是《死者》的加长版。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尤利西斯》的故事揉进了《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的全部。现实中的乔伊斯我们能从他的书信里看到：抱怨、牢骚、尖刻、幽默、戏谑、苛责、批判、嘲讽，总之不好相处，他自己也这么认为。这和他的作品给我们的感觉似乎判若两人。但仔细琢磨，却又发现他无所不在他的故事里。他把他的牢骚，愤懑，穷困，尖刻，戏谑，疑心，不平，报复，阴郁……全都写进他的作品里。人们通常都认为《死者》中的加布里埃尔有乔伊斯的影子，而格蕾塔则完全按照他的妻子劳拉的经历写成；人们还认为《尤利西斯》里的斯蒂芬·迪达勒斯也有乔伊斯自己的影子，他兼具了亚里士多德和莎士比亚的情怀并与俗世格格不入。这样认为没什么不妥。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布鲁姆淫荡的妻子摩莉·布卢姆却有乔伊斯妻子劳拉的影子，只不过这个影子是乔伊斯出于对一段挥之不去的恶意想象的报复。乔伊斯和劳拉结婚不久，一次遇到他的一个朋友，那人可能出于嫉妒或是其他缺乏善意的原因，他说在乔伊斯和劳拉认识之前，他和她已经在一起过。尽管劳拉证明那人是无中生有，但乔伊斯终生都没能放下疑虑。最终他不惜在《尤利西斯》中创造了摩莉·布卢姆其人——一个放荡不羁的过气女歌唱家，并在她贪恋床笫的三十多页文不加点的滚滚意识洪流中结束全书。
重新阅读《在遥远的海岸上》之前，一直以为故事发生在黑海、亚速海海滨某前苏城市，而不是意大利的的里雅斯特。如今倒真的有多国武装人员战斗在那里。只可惜他们对付的不是法西斯纳粹，而是当年对付纳粹的英雄的后裔。我们知道，当历史模糊和凐灭时，我们会情不自禁地用想象去弥补和完善它。然则历史的吊诡之处却在于：我们的想象出现了贫乏状态，当下的现实是，我们不得不用正在发生着的历史来证实、弥补和完善多年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