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这个称呼最早是在1983年，由社会学家张雨林教授提出来的。农民工的身份还是农民，之所以加上“工”，是因为他们背井离乡来到了城市，在城市做工，获取相应的报酬。

这部分人中的绝大多数都还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不仅没有能力融入城市，也无法从不断扩大的社会保障网络中受益，在自己壮年的时候付出了劳动力，获取了微薄的收入，最后还是回到自己的家乡。

但是也有例外，有些第一代农民工凭着踏实肯干吃苦耐劳的品性，相对灵活的商业头脑，一点点积累起一些财富，在城市里慢慢站住脚跟，买了房，有了商铺等等。

前两天我在拍摄视频的时候，就接触到一个典型的案例，一位57岁的安徽大姐，下面就是她在上海的奋斗故事。

一、初来上海

1990年，大姐和同乡一起来上海，在浦东一家私人服装厂做工，工厂管吃管住，一天五块钱，但是工作时间却是要从早上的7点钟一直到凌晨2点钟，住七八个人一间的职工宿舍，管的饭呢就是咸菜和豆腐配米饭。

那时候整体生活水平都差，吃住还可以忍受，但是工作时间确实是有点长。

第二年也就是1991年，她和老公结婚，怀孕后依然在这家私人服装厂做工，或许由于劳动时间太长，吃住条件比较差，导致她生的大女儿只有三斤重。

无奈，他们便辞工回老家，在老家呆了一年。

1992年他们又在弟弟的介绍下，和老公带着孩子再次来到了上海，在上海七一蓄电池厂工作了两年。

当年这个工厂是国营单位，待遇比那家私人服装厂好了不少，工资一个月也有两三百，还能发些粮票，还有住房补贴，最主要的是工作时间大大缩短，一天只需要干满八小时即可。一家人一个月花费也不是很多，五六十块钱就足够了，这样他们就还能攒一部分钱。

二、放弃打工 自己做小生意

在七一蓄电池厂干了两年之后，也小有积蓄。

1994年，在老乡的介绍下，他们便开始卖一些衣服内衣，最初摆摊，在七宝青年路，民主路那时候有地摊，后来慢慢租起了店铺，平时每天都守着摊位，每逢有庙会集市的时候，他们就去赶会。

那时候上海有很多比较有名的庙会和展销会，例如龙华庙会，桂林路展销会，闵行南平路展销会等等，只要有庙会或者展销会的地方，就能在会上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

虽然忙碌，但是赚钱却又比上班的时候好多了，一个月可以有两三千块钱的收入，去掉店铺租金（一年四千五），一年还能攒下一些。

三、盘店铺

就这样积累到2000年，他们手里有了十几万块钱。从七宝辗转来到诸翟，看中了金丰路上一个菜场里的商铺。

这个地方是一个叫小王庙刚动迁之后一块地皮，规划成菜场，菜场周边建了一些商铺，他们就花了十几万买了下其中的一个商铺，上下两层50个平方。当时还属于参建业主，买商铺的人出钱，村里出地。

而那时大姐和老公也去看过旁边金丰小区的房子，当时房子一平方才六百块，但是她想买房子只能住，买商铺的话，不仅能住，还能做生意，于是就铁了心定了这家店铺。

在这间店铺，一直呆到现在，一呆就是二十多年。

用这间店铺他们抚养了三个孩子，供孩子读了大学，目前大女儿已经上班，在老家当老师，二女儿和小儿子正在读研究生。

说起当年孩子参加高考的事情，也颇费了一番周折。

由于他们没有上海户口，不能在上海参加高考，孩子读完小学，只能回老家读中学，家里又没有老人帮忙，于是大姐自己在上海守着店铺，老公带孩子回去陪读，三个孩子一读就是七年。

四、店铺面临拆迁

按上海市规划，大姐商铺所在的菜场是要建地铁13号线的一个地铁口，地下已经在动工了，今年三四月份地上也要开始动工，菜场及周围的店铺不得不面临着拆迁的命运。

目前赔偿方案还没有公布，土地是村里的土地，他们的产证是在一张集体证上面，目前租期还有三十年，具体能够赔偿多少，大姐也不是很清楚。

她说这是她们积累了大半辈子的心血，如果政府能体恤他们的不易还好，能够有个好的安顿，要不然的话，他们就苦死了。

后来征得大姐同意，我来到他们住的二楼拍了一下。

二楼一上去正对着一窝可爱的小猫，左面是朝东的一溜公共阳台，推门即可出去，大姐说可以晒衣服被子之类的，非常方便，她也非常喜欢。

右面的一间小屋就是他们住的地方，二十个平方的房子里面放了三张上下铺，其中一张是大姐和老公平常休息的床铺，其他两张都放满了存货。

大姐告诉我，他老公目前在外面上班，厂里包吃，很少回来吃，这样他们两个在上海的生活费加上水电费也就是一两千块钱，算是很节约的，毕竟还有两个研究生孩子要供。

大姐还告诉我，她现在这间铺子一个月平均赚一万块前是没问题的，又不需要租金，所以收入还是可以，如果拆迁了，赔偿方案还可以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亏，如果赔不了多少钱的话，他们要亏死了。

直到今天发稿为止，赔偿方案也还不得而知，不管怎样，这间小店，他们呆了二十多年，虽然居住条件并不是很好，也不豪华，但却充满了他们点点滴滴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