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国内获悉当代著名思想家李泽厚逝于其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家中，享年91岁。铺天盖地的追念文章通过各种媒介日夜传播。那些悼念文字或出自他的朋友，或出自专家学者，或出自亲聆其教诲的弟子，或出自热忱深究过他的思想的学人。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我似乎没发现任何出自官方的消息。
本来像我这样的底层草根只需在别人的悼念文字后点个赞，点击在看就行了，可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妥，觉得“对不住”先生。因为无论如何，先生的名字、语言、思想曾在我的人生的某个时期，影响过我，给我指引、充实和慰藉。我写不出什么深文大义的东西，我只想简述一下我是如何知道李先生其人其作的过程的，我想用这种方式表达我的追缅和敬意。而且我将一改平日里傲慢无礼的叙说风格，竭尽虔卑地忆述那段往事。

我的老东家办公楼在解放路和正东路交合处的西南角，外侧被小卖店和本单位一老司机的下岗妻子开办的面条馆的简易棚披包围着。横过正东路，即十字路口的西北角，是一家简易棚屋书店。那时，这种小书店里往往能买到新华书店买不到的书。我的感觉是，开私人书店的店主对于书籍多少都有点不同寻常的情怀。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有一天上午十点多钟的时候，手头暂无工作的我，踅摸着进了那家小书店。书店四周是书架，中间摆放着一个简易平板大桌子，上面堆放着新进的书和一些花里胡哨的杂志。就是在那些新进的书里，我看到了李泽厚的《批判哲学批判》和《走我自己的路》。两本书都挺厚，我犹豫了半天才买下。一则觉得挺贵，二则怀疑是否能读下去。因为买了这两本书，我舍弃了南面一排书架上的《都柏林人》。主要原因还是那时对小说不太感兴趣。日后，此事让我后悔了很多年。因为当我喜欢上小说，想买乔伊斯的作品时，不但市内所有书店无售，就连那家小书店都不存在了。大概是2003年岁末，出差上海，酒店附近搞书展，我碰巧买到了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自画像》合订本，让我喜出望外。这是后话。
记得当时我拿着李泽厚的两本书出门时，正巧遇上我的一位熟人带着三位手下进门。他的伏尔加小汽车停在书店门口的路边。他见我手里的书，就半是调侃半是揶揄地说，“啊？走自己的路，老兄还是那么有个性。这些书我可是看不懂的。”他的话让我有些尴尬，打了声招呼就匆匆走开。
这位沈姓熟人是我高中同学刘先生就读扬州师范学院时的同班同学，为人外向洒落，打招呼时，总让我这个害羞木讷的人感到亲切。加之我在海陵工作时和他的一位堂弟熟悉，亲切感被进一步拉近。我知道他当时已是市郊某工业重镇的镇长了，甫过三十，可谓仕途顺利，春风得意。大约五六年之后，区委书记犯事，供出他从这位文质彬彬的书记手中买得区长一职，故因买官鬻爵被治罪。大约是2014年，我去新的市政府署地参加一个莫名其妙的会议，电梯口遇见了他。尽管多年不见，我们还是相互认出，并互留了电话，他告诉我，他获得自由后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办了一家工程公司，做得还不错。其实我对他出狱经商早有耳闻。应该说他的事让我感慨颇多。我觉得他是个聪明的人，在哪里都会因为聪明而成为那个群体中的成功者。他说他不喜欢读书，既是故作谦虚也是真话。关于喜不喜欢读书，我有自己的一点想法，我觉得真正不喜欢读书的多是聪明绝顶的人物，他们悟性极高，其中高明一些的人的乐趣来自对升官发财、社会地位的孜孜以求，低级一些的则来自对声色犬马的迷恋。他们做事目的性非常明确，总是走捷径，单刀直入，绝不会在无益之事上浪费一点点时间和精力。至于喜欢读书的人，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学以致用的人，一类是读书为乐的人。前者读书也具有鲜明目的性，具体又可分为两类，一是希望能通过读书致仕为宦，齐家治国平天下；二是希望通过读书，掌握智者的语言和思想，从而形成自己的建议和思想去影响社会人群和政府决策。此类人往往被称着思想家，他们容易遭人嫉恨，结局往往都不太好，甚至被迫流亡以避地远害。记得高尔泰先生曾谈及他和王元化先生见面商谈刊办《新观察》时，王先生对他说的一句话，大意是，现在国内重学问，轻思想。显然，王先生希望《新观察》能担荷思想的重任。可惜的是，该杂志只办了几期就夭折停刊。高先生也遭莫名拘押。回首历史，中国思想家最多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那是个战乱频仍、兵连祸结的时代，也是历史上唯一真正的百家争鸣时代，那些慷慨多气的人物虽都是千载上人，却至今懔然恒如有生气。应该说政治越开明，人民越自由，则思想越解放，思想家越多，思想越丰富多彩。反之，就只能产生所谓的大学问家，聪慧之人全心全意钻进故纸堆，搞编撰，考证、训诂、注释。所以才会产生钱钟书这样的大学问家且声名地位远超诸如王元化、李泽厚、高尔泰这样的思想者。像钱钟书这样的大学问家的产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也可以说是文化领域里的一种基因突变所产生的异形。此类人物深受执政者喜爱，因为饱学而无害，必要时还可以拿出来装点门面，昭示对知识的尊重。上面所说是对有明确读书目的人的一点想法。另一种仅仅以读书为乐的人其实也有目的，读书即目的，说他们无目的是因为他们没有功利。这类人经常被称着书呆子，他们自得其乐，不知天昏地暗，也不知鸡鸣破晓。如果对我自己进行归类的话，我觉得我大致可以归于书呆子这一类，但又不完全是。因为我对书的喜好没有书呆子们那么炽热和单纯。总体而言我喜欢读那些有些别出心裁的书，就是有些反潮流、反时尚，不肯倚傍权威作新进士语的特立之人。但又往往不能容忍太过另类、超越常识的东西。比方说，用几何图形、定律和函数方程式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一定是绝对创新，叫人惊心动魄的作品，但我一定是排斥的。因为它超出了我的理解力所能承受的最大值。我的理解力绝对偏下，菜市场玩不过贩夫，衙门口弄不过走卒，写出的文章连地摊杂志都不肯用。因此只好自己搞个公号，写成一篇，便兴致勃勃帖进去，过两天一看，阅读量是2，点击在看是1，都是我自己留下的痕迹。且住吧，话题扯得太远了，再扯下去都会生出忧伤和愤懑了。让话题回到李泽厚先生那两本书上。产生了解李泽厚其人及其作品的想法，殆缘于我在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上读到他写的序言。如今看来，那只是一个平常的序，但在当时能读到那样的文字实颇感惊艳。就像易中天先生述及读其序中之“藐予小子，何敢赞一言”时的兴奋一样，我也着实兴奋了一把。那时我在苏北小城海陵，新华书店什么也没有，是大学时代购买的《世说新语》《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美学散步》《钱注杜诗》陪伴我度过了两年多寂寥孤独的生活。读书之余，喜欢舞文弄墨，练习书画，因无师授，虽笔秃千杆、墨穿百砚，终不得其门而入。
读李泽厚的书，感受最深的是他一直想打通中西，贯穿马中。因而他的思想给我造成些许迁就、妥协、甚至讨好的感觉（我想应该是我的错觉），这在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中得以体现。应该说这是一个缺乏心性活力和性灵热情的美学观，相比高尔泰的主观论，既不够纯粹，也不能动摇人心。他的《美的历程》和高尔泰的《论美》在研究方法和立足点上都完全不同，相对于高先生的美学论证的形而上的高度抽象概念化，李先生的《美学历程》更像是在给美学入门者做一个精彩的美的赏析的归纳与阐释，其论证方式是图解式的，因而是一种形而下的论证。个人觉得，《论美》研究的是美之道，《美学历程》讨论的是美之器。只不过彼时正当李先生热情奔放，意气风发，又值政治上相对宽松，意识形态领域不那么僵化之际，先生幸运地把握住了千载难逢的机遇，长袖善舞，用优美潇洒且易懂易接受的文笔捕获了相当一大批年青人的审美味蕾，并在他们中产生巨大地持续地影响。以至于人们谈起中国的美学，只知李泽厚而不知朱光潜、高尔泰。反观高先生之《论美》，其生命力极其短暂，似乎它的出生就是为了迎接社会的批判，而且是一种政治批判。就像是高先生在积极努力地配合人家制造一个精准的被打击目标。批判他的人尽为业界领袖，前辈师尊，有些甚至是他的的偶像人物。所以我曾说，若论真正在中国历史上掀起美学风暴的不是朱光潜，不是宗白华，不是李泽厚，是高尔泰。他写作《论美》时的心境和环境，总让我想到卢梭写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时的孤独、苦闷和彷徨。他的《论美》很快就和他的人一起被投入大荒，打入冷宫，关进黑屋。普罗大众能闻其名，知其人，究其学者，恒寥寥。我在此并非是要为二公分出高下，我只是据实陈情。客观地说，李先生的《美学历程》更符合社会需求，也更符合环境审择。而先生积极用世之心则令人鼓舞钦佩。不巧的是，我于此时在朋友的推荐下，开始阅读周国平、蒋庆、刘小枫的作品，平心而论，我更喜欢后者的东西。我觉得这同我属于“读即目的”的读书人身份有关。我觉得李先生的书比较枯燥，绕人。我更喜欢关注个人心性的著述。之后我又迷恋上了小说，并尝试着自己写。于是，诸如李先生作品类的著述就理所当然被束之高阁。而那个时期，也正是李先生受到冷遇，避地异域，远走他乡的时期。
我一直认为，作为思想家，其思想究竟对与不对，其实并不重要。重要之处在于他的言语能启迪读者去思考。一则因为思想的“对与错”从无标准；一则自古及今，思想家众多，还没有哪一位的思想堪称绝对正确、完全正确，但一定不乏有益的光芒和指引。同时我还极不情愿地觉得，李泽厚的思想在我们的大地上，就像是迫于崦嵫的斜阳，照亮荒村墟落于一瞬。如果把我们时代的思想称之为闻一多的死水，我将已经不安地感觉到无论李泽厚先生当时的成功或今日的亡殁，都不过是李劼人的微澜。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他居然是我们的世界里能引起微澜涟漪的仅有几人之一。
惊悉先生形解于他国，验仙于番邦，深觉对先生著作亏欠“认真”二字。言不尽意，吟成数句韵语，权当总结，也差抵作是对先生的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