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刚过，大地已经一片春色，寒冷却还未远离。春雨下了整整一周，似乎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也难怪，古人早就说“清明时节雨纷纷”。千年之后，春雨还是那个春雨，但物已变，人亦非，怎能不让人断魂呢？
偶然从发小的微信里看到牌头湾小学校舍正在拆除的消息，当即给他打电话，要他多拍几张照片。那里可是满载着多少人童年记忆的地方，是多少人梦想启航的地方。拆掉了，念想就没了。清明节回乡扫墓，我还驱车从教学楼下经过，竟没有下车去看看。想想真是后悔！
很快，发小就把照片发过来了。照片上的教学楼，年久失修，惨不忍睹。墙体和屋顶多处坍塌，像掉了牙的秃顶老人。雕花的栏杆下长满杂草，斑驳的立柱上布满青苔。完全不复当年的雄伟，让人心疼不已。
牌头湾小学建成于1980年，当年是作为农业中学而建的。学校位居村子中心，与大队部（1984年以前，乡叫公社，村叫大队）相邻。这次一起拆掉的，就有当年村里的会堂。会堂比学校还老，门楼上“鸬鹚渡公社牌头湾大队会堂”几个大字仍清晰可辨。

从镇上进村里，有一条坑坑洼洼的土公路。那是村里最高级的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积水如塘。教学楼就背靠着土公路的末端，是一栋两层的红砖房，一层六间教室一字排开，多少年来一直是村里最威武雄壮的建筑。顺着土公路进村，拐过最后一个弯，就能远远望见那一大片红墙。傍晚之时，夕阳抹在大楼通红的背上，散发出智慧的光芒。
除了红砖墙，教学楼里几乎什么都是破的。窗户上的玻璃所剩无几，又没钱换新，老师只好把空缺位置蒙上塑料膜，但很快又破了。
冬天，寒风穿过破窗，在教室里像猴子一样乱窜。它摸摸小手，手背上就生出冻疮；它挠挠脖子，同学们就把脑袋缩进棉衣；它擦一把脸，同学们的脸就会羞得通红，长出红鼻子。但同学们也有对付它的办法，有的同学会带上一个“火笼子”。那是一个装着小火盆的竹篮子，里面烧着木炭，可以暖手，但经常会烧坏衣服。下课后，男孩子们最喜欢在墙角“挤暖和”。十几个孩子吆喝一把挤一把，就能把寒猴子挤走。但这可苦了门，上面钉满了横着竖着斜着的补丁，像同学们的旧棉衣。
教学楼前面是一个长方形的操场，长度与教学楼差不多，是当年村里唯一的水泥坪。操场地势高，与二层的地面平齐，通过两座天桥与教学楼连起来。最初办学，有农业中学和小学一至四年级，热热闹闹二三百人。农业中学在一楼，小学在二楼。每到上下课时，值班老师就会去敲响挂在二楼走廊中间的铁块，那声音响亮清脆，是自由的号角，也是禁锢的魔音。喧嚣与宁静，随着铃声不断地交替重复。

上学，是每一个孩子放纵的终点，也是修炼的起点。每年9月1日，牌头湾小学都会敞开怀抱，接纳村里四方的孩子。他们从学前班开始，一级级铺设成长的阶梯。
小时候，爸爸告诉我，学前班老师就是我的启蒙老师。我不知道什么是“启蒙”，只觉得很神圣很厉害。我的启蒙老师姓李，是一位年轻漂亮又温柔可亲的女老师，弹得一手好风琴。在那之前，我只听过村里红白喜事的锣鼓唢呐和二胡，聒噪得很。进了学校才见识到竟然还有这么好听的乐器。
李老师即是严师，又是慈母。学前班的孩子们已经五六岁，第一次接受正规教育，难免玩性不改，不守规矩。李老师的任务就是让我们学会守规矩。她有一根竹子做的教鞭，抽在手心里像火烧一样疼。那时候李老师还没结婚，但她不知从哪里淘来一些小孩的旧裤子，洗得干干净净。班里有时会有孩子弄脏裤裆，李老师就会给他们换上那些裤子，还把脏裤子洗干净。
去年春节，我在村里偶遇了李老师，还聊起三十几年前那些事，就像刚刚才发生过。我跟女儿说，这是我的启蒙老师。
从1980年开始，国家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到我上小学时，因为村里适龄儿童变少，加上老师不足，只好把两个年级合并在一个教室上课。一个教室是一三年级，一个教室是二四年级，一个教室只配一个老师。这个班级上课时，另一个班级就自习。虽然是合班，我却没有半点互相干扰的印象。也许是那时候学生的学习任务不如现在繁重，也许是在李老师的塑造下，大家都比较守规矩，学业竟一点也没被耽误。
1984年后，农业中学停办，所以后来牌头湾小学只剩三个老师。每个老师都是全能选手，语文数学思品美术体育音乐，必须样样都会。因为条件艰苦，老师轮换得很快。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我就经历了四个老师。
二年级时，有一个姓彭的男老师，练就一身弹指神功。每节课前，他都会把几根粉笔掐成花生米大的子弹。看见不守规矩的学生，就会发射一颗粉笔弹，又准又狠，打到脸上火辣辣的。我的同桌是一个四年级的神仙姐姐。她齐肩的短发下盖着一副圆圆的红脸蛋，皮肤白白净净，眼睛总是水汪汪的，像学校旁边的池塘。男女搭配的同桌，一般不太和睦，不是男孩扯女孩头发，就是女孩嫌弃男孩的手太脏。但我们很友好，桌面上没有画“三八线”，有零食还会偷偷分享。五年级时，姐姐去镇上的完全小学读五年级，从此再无联络。不知姐姐是否还记得我这个失散多年的弟弟。
从小到大，因为爸爸是老师，我在学校总能享受到不少照顾。三年级时，我遇到了一个姓曹的男老师，是爸爸的学生。曹老师很喜欢我，把我编在中间第一排，也就是正对着讲台。其实我并不喜欢坐那里，因为难免有粉笔灰飘过来。曹老师高度近视，一千多度的蜡黄的镜片后面，藏着一双细细的眼睛。即便这样，他还是看不太清楚。讲课时他总是凑到我跟前，喷洒着唾沫星子，问我听懂了没有。
四年级是我在牌头湾小学的最后一年。老师姓尹，矮矮瘦瘦的，和蔼可亲。他几乎不打人，但似乎对学生又过于放松，不过我挺喜欢他。尹老师做过的最伟大的事，就是带我们去了毛主席的家乡。他从镇上租来一台带斗篷的双排座小货车，同学们自带小板凳，晕车的同学坐驾驶室，不晕车的坐车厢。结果，驾驶室和车厢里都吐得一塌糊涂。
学前班教室对面，隔着操场，有一间小平房，住着一个五保户，大家都叫他“冬爹”。冬爹有点聋，眼睛也不好，但身手敏捷。他自称年轻时可以抓住飞行的苍蝇。这点让我们既佩服又害怕。因为他总喜欢抓我们。
冬爹喜欢坐在门口的破太师椅上晒太阳。他总是从一开始就闭着眼睛，也不知道睡着没有。只要冬爹出现，我们就去撩他。几个人蹑手蹑脚地包围他，摸一下耳朵，拍一下肩膀，碰一下大腿，只要不被他抓住就算赢。他坐着晒太阳时还好，因为后面总是安全的。如果他在操场散步，那就要特别小心。你根本不知道他会什么时候出击。那树皮一样的大手板，像钳子一样牢牢扣住你胳膊，疼得你嗷嗷直叫。不过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继续撩他，那种屏住呼吸的安静中突然作鸟兽散的刺激，让我们兴奋不已。
2001年，因为生源太少，牌头湾小学被迫停办，村里的孩子都去镇上读书。二十一年间，有数百学子从牌小走出去。他们或为人师表，或从军报国，或经商致富，或建设家乡。不管官阶高低，不分行业地域，不论身价几何，他们都是牌小的骄傲。也正是这一年，村里有包括我在内的七人同时考上大学，成了名副其实的“状元村”。
牌小是村里所有孩子的启蒙老师，是孩子们修炼人生的第一级台阶。从那里开始，我们学会了做人要仁义礼智信，待人要温良恭俭让，知道了汉字的优美和数学的实用。
前几天，我带着女儿专门去看了看牌小的旧址。空荡荡的，连残砖破瓦都清走了，可眼前的红砖大楼却清晰得似乎能摸得到。一头拴着铃铛的黄牛在操场上悠闲地嚼着青草，时不时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好像那悦耳的上课铃声。女儿问我为什么要带她来这里。我说，这里是我学会自己扣扣子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