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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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潘w先生说,学术思维是训练出来的。而我那时的本科毕业论文《五十年代中期日苏关系改善的原因》,确实分成了并列的三个方面。所谓解答问题的意识,也许是潘先生训练的结果。
遗憾的是,这么多年,从未有先生提醒我们:读书,要与实际结合。
潘先生是95级和一部分94级的偶像,而我偏不追随,不追随,就难以学到更多。转念想到:如果说politics政治学这门学问太空洞的话,可否换一个专业?
于是,1998年的秋天,来到了南开大学。我后来总结,这三年是专为研修历史而来的。因为不喜欢空洞,不知道怎么结合实际,就觉得换个专业才踏实一点。最初听说日本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院)是因为看了王家骅先生的书《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等到入学以后,知晓了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外交史和政治史的分科,感觉颇为新鲜,至少新鲜了几个月。那时候,南开的日本研究已经全国最强了。
我读梁启超的文章是在南开。王家骅老师主持的以博士生为主的读书讨论,第一本就是《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的文笔很好,有时候一泻千里,但又收放自如。这本《研究法》并没有完全看懂,但是已经尽力了,仿佛看了《研究法》就进了学术殿堂一般。没人和我相约98。98年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父母一点一点走向老年,自己回家的日子越来越窘迫。和现在比,1998年自然物质条件不好。王先生第二课是读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也不太懂,但是尽力复印全本,努力看了几页。似乎从这本书开始,我有个认识:厚厚的复印,终归是没用的。学问不是靠复印,果真,最近我把2010年前后复印的东西都当成了草纸或者打印纸,学问终究还是得另辟蹊径。
如今,贯穿了北京、天津、东北三个时代的一本旧的手写读书笔记还在,其余的都抛却了。90年代的高校经费有限,新楼少,研究生不比本科生强多少,渐渐意识到,求学的日子太久了人就更脱离实际。那时候,听我的导师赵德宇先生讲“兰学”(1774年荷兰传入日本的学问),日本人的科学探究史曾经那么辉煌,竟然对东邻不胜感佩。李卓先生早就开始写“家训”“家族制度”一类的著作了,我们没成“家”,也不了解中国传统,当时没意识到“家风”的重要性。最近,我去天津听两位老师的“最终讲义”,作了笔记。
那几年,接到老师们分配的一点点科研任务都高兴得不得了,以为已经开始接地气了呢。其实,那时候我学问飘得很,人生也漂得很。距离恒产、恒业、恒心差得太远。
那次专业转向,总体是成功的。我后来能够迅速辨别史学著述的好坏和史学家的真假,最终也清楚认识到自己和史学无缘。史学不过是个基础,不适合作“敲门砖”,也许是块铺路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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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表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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