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原白秋别裁》后记

开始构思这篇后记的时候，东师校园秋意正浓。看着奔走于图书馆和教学楼之间的人流，不禁想起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四年时间可以做什么呢？
四年前的大一新生，已经面临毕业了。我这四年多有点忙，但也只是译了一点儿日本的诗歌而已。
历史学有点像“破案”，探究已经消逝的真相，可诗歌翻译不是“猜谜”，也不是文字游戏。累,不说三遍；苦，难，天底下事业皆然。有的诗歌花了一个多月，甚至一年，才写出译稿草稿，比如，北原白秋这首《月宫里那位仁兄》：

月宫里那位仁兄
摔个跟头掉下来
地球月球两个样
他沿着北向大道
朝南走
人间烟火费思量
地球热月球凉
凝固的豌豆汁
把他舌头烫伤
原诗如下：
月の中の人が、
ころががって落ちて、
北へ行く道で、
南へ行って、
凝えた豌豆汁で、
お舌を焼いて焦がした。

为何“月球人”舌头被烫伤？读了很多遍，我认为是由于月球和地球表面的温度差距很大。中国古代称月亮为“广寒宫”。诗人苏轼因为“高处不胜寒”拒绝了在想象中登月。虽然，在日本古代诗歌中未找到“登月”的例子，但是月亮上很冷的观念也许已经深入人心。在北原白秋的作品里，适应了“广寒宫”的这位“月球人”来到地球上，温度再普通的东西也有可能烫伤他的味觉器官。至于月球的自转方向，月球上的“东南西北”如何辨别，诗歌不是科学，不必深究。

这几年继续向全国的同行虚心学习求教，我曾经阅读过吴菲老师的《一茶，猫与四季》（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这本书图文并茂，排版也颇有特点。我在翻译小林一茶俳句的时候，没有将“猫”的意象作为重点，至于村上春树笔下的“猫”和西方文学中的“猫”，也只能等待以后再探究了。
不论什么样的学者或作家，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文思枯竭，不能前进。为了补充新的学术营养，近两年，虽然这套丛书已经出版了两卷，但我不断地阅读世界各国的诗歌，包括尼泊尔的《慕娜马丹》、乌克兰的《谢甫琴科诗选》、格鲁吉亚的《虎皮武士》，还有很多日本古典文学的内容。王佐良、卞之琳先生的东西总是要一读再读的，中国古典文学也是要继续深入学习的。
在新时代，我听到了党中央“建设新文科”的召唤，因此对自己的研究和翻译就更充满信心。
如何看待自己已经出版的诗歌翻译呢？
首先，在形式方面追求得还不够严格。
在诗歌翻译方面，《虎皮武士》和《神曲》的中文译本是非常注重形式的。
日本的新诗有好多是分段的，而我的译文也分段，但是个别译文不能做到每段行数相同，给人感觉“再创作”的痕迹比较重；或者原诗是每段两行，而译文每段变成了三行，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
其次，没有很好地翻译俳句中的助词。
俳句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助词是や，国内有同仁提醒：翻译俳句要注意这个词。而我在翻译中也确实处理得不够圆满，比如小林一茶的俳句：
八歳の時（诗题）
我と来て遊ぶや親のない雀（正文）
我的译文是：
八岁奉继母
深知单亲苦
小雀亦失群
与我结伴玩
我曾经将这句译文作为“诗题”与正文糅合到一起的范例而自豪，但是，や这个语气词表明失亲的鸟雀还没开始和我结伴，不是完成时和进行时，这只是一种期待和愿望，若图书再版，应改为：
八岁奉继母
深知单亲苦
小雀亦失亲
可否与我结伴玩
第三个问题是割舍的决心不够。
在初版的时候没有能够及时砍掉不忠实于原文的句子。译者必须忍痛割舍，不合原文的，不够圆满的，都要尽量删除和舍弃。不才学浅，无法参与关于“翻译是否属于再创作”的大讨论。但是，如果译者也感觉自己在“再创作”，就有不忠于原文的嫌疑了。我有数年翻译诗歌的体会。曾经有学者提出要把创作过程放在显微镜下观察，作为译者也可以细心回望自己的翻译过程，这样会让读者加深对翻译这种文化行为的认识。
我曾经很喜欢自己翻译的北原白秋的《二重虹》，还想用所谓的“花式排版”来表现二重虹的形态。但一则我见到雨后彩虹的次数太少，不超过三次；二则我不太熟悉“二重虹”这类亲子形体游戏。若拿中国的节目来比，“二重虹”可能类似于“千手观音”，而表演者却只有爸爸、妈妈和孩子三个人。在正式出版本书之前，我没有能够拿出令自己十分满意的译文，也只有忍痛删除，对于一个优秀的译者来说，“割舍”是常态，尽管无意识的再创作难以避免。
人到中年，我最想对年轻学生们说的是：一要选择那些有长期价值的学术领域，作出特色；二靠积累，古圣先贤也教导我们：“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诗歌翻译作为事业走到今天，既和各级领导的关怀分不开，也是我个人长期进行学术积累，探索国际关系和外国文学相结合的结果。
说起学术积累和语言积累，还有一些有趣的回忆，在这里也分享给大家。
我小时候想过当相声演员，后来成了一名大学教师。我曾经和人开玩笑，说人生这种安排——亏了观众，苦了学生，大家都没捞着好儿。小时候听过很多相声，甚至记得一些台词，比如：钢果（刚果）硌了我的（西班）牙。这是用两个国家的名字说笑话。
姜昆的相声里有副对联：
李白李贺李商隐
杜甫杜牧杜鲁门
长大后，我没成为“你”。李商隐（中外文学）和杜鲁门（国际政治）却都成了我的专业。其实，这副对联的下联还有个答案：叶芝（爱尔兰诗人）叶问（咏春拳宗师）叶赛宁（俄罗斯诗人）。叶赛宁是我的专业，但是，叶问的武功，我却不会。
小时候，母亲偶尔听二人转。我第一次听《回杯记》就是和她在一起，那时，我还不懂《回杯记》和书架上冯梦龙的《醒世恒言·张廷秀逃生救父》有何关系。父亲听京剧。日积月累，样板戏里的一些台词也被我记住了。多数同龄人对样板戏不感兴趣，其实，好多经典台词也是创作者（大作家汪曾祺就在其中）长久打磨的结果。至于什么“胯下马、掌中枪”，还有夸张的修辞我是和袁阔成叔叔学的，这位靠《三国演义》评书名扬四海的老爷子已经作古。他是所有喜欢《三国演义》的我的同龄人的叔叔。
中国的思想政治课从语言学的角度说也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80年代的一些政治词汇已不再用，但据说最早出自列宁的一些话也可以构成一个语言体系，姑且称为“苏俄语言体系”吧，“忘记就意味着背叛”，“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都在其中。还有高尔基的“海燕像黑色的闪电”，是从《语文》课本上学到的，现在还能张口就来。
毛主席既是一位革命家，又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开创了一个独特的话语体系。“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人民服务》），这些都是这个话语体系中的名言。毛主席的诗词，我在初三毕业后的暑假还专门抄写过一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抱在一起”，这些句子既包含着国家的重大政策，在语文修辞方面也是很好的例子。
学习和系统阅读日本文学，完全是读大学以后的事情了。有了外语作工具，再从日本文学和俄国文学中汲取一些语言的营养。翻译和写作过程中的语言就有了脱离贫乏的希望。
《奥斯曼帝国：五百年的和平》（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这本由我翻译的作品已经快被忘却了，但是从这本书开始，我又增加了对伊斯兰教还有中亚文化和语言的了解，认识到了俄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