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回家乡，特意去看了看儿时上过的村办小学。校舍已闲置多年，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木头门窗已经腐烂，墙面已经斑驳，教室的黑板上隐隐约约能看出多年前的粉笔字，几张破旧的课桌上还刻着几个“早”字和三八线。

此情此景，童年的铃声、课间的打闹声还有老师谆谆教诲的声音仿佛就回响在耳边。校园里的那棵歪脖老槐树不见了，当年这棵树上挂着一个手打铃，那铃呈“个”字形，象一只钝顶的草帽，帽下坠一个铃胆，胆尾下有一个环，拴一根很长的绳子，绳子挽在树干上。这个手打铃的作用可不小，上课下课，上学放学都靠它来指挥。可千万别觉得打铃是个简单的营生，想打得又响又准，里面是蕴含着技巧的，用的是“晃”劲，方法类似于在井里摆水。

钟声就是命令，不同的时间段钟声也不尽相同。早晨上课前的预备钟比较急促，一般是三声一拍““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中间略微停顿，那铃声穿透力极强，遇上合适的风向，那铃声能传出几里远，经过空气的清洗，越发像天籁之音。我们听到预备钟，便如离弦的箭一样朝小学校跑去，一旦晚了，罚一顿立正算轻的，弄不好就要挨一顿“教鞭棍”。下课的铃声则相对舒缓“铛——铛——铛”，听到铃声后，紧张的神经就瞬间松弛了下来，老师刚走出教室，我们就像一群受惊的小鸟一样，从教室飞到校园，飞到操场。还有放学、课间操的铃声，“铛”的个数和频率都不尽不同，那铃声还真的是会说话，带着金属质感的余音，回旋缭绕，清脆悦耳，回荡在儿时的记忆里。

校长开大会强调，对于学生而言，铃声就是命令，相当于战场的军号声，除了打铃人，谁也不能去碰这个铁铃。打铃的人都是精挑细选的，三到五年级每个级部挑选出一个，三个打铃人轮流值日，那近在咫尺的铃声让我心动，他们打铃时那种轻盈、潇洒、沉着、自信更让我心驰神往。三个打铃人的分工是每星期每人值两天班，一二三一轮，四五六（那时每周只休一天）再一轮。
二、三年级的班主任叫崔志忠，三十左右岁，喜欢抽烟，他是接班的，工资比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高一截，抽的烟也是很高档的。有时候上课没有烟了，常安排我去供销社买烟，三毛八一盒的蓝金鹿，剩二分钱散给我买糖吃，这真是一个美差啊，同学们都眼红。升入三年级后，因为这层关系，我找到崔老师，说我想当打铃人的想法，可是他说我太矮太瘦，最后让人高马大的郭杰浩当了打铃人，每当看到他打钟时骄傲的样子，我就有点小失落，打铃，成了我的一个梦。

有一次崔老师中午喝了酒，我们中午也没有玩够，就鼓动郭杰浩把教室里的钟往后调一调，经不住我们软磨硬泡，分针往后调了两格；尝到了甜头，你一调我一调，一节课生生调没了。校长发现后，把崔老师骂了一顿，他气势汹汹地杀到教室，凡是参与的同学都享受了一顿“棍子炒肉”，郭杰浩也因为这次掩耳盗铃事件成功下岗，于是我就当上了打铃人。
崔老师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这项任务严谨、严肃和神圣，不能迟到和随意请假，要做到工作学习两不误。另外把握时间要准确，按照学校的课程表，做到一分不差，并且风雨无阻。为了把做到分秒不差，我特意做了多次演习，从教室跑到大槐树下需要十秒，解下绳子需要两秒，第十四秒的时候，就可以把手打铃敲响。
当我第一次拉起那绳索时，我先看了看我胸前的红领巾，又抬头瞅了瞅那高昂的铃，感觉自己就是上了战场的战士，心跳得咚咚响，手都有点颤栗；当我准确敲出的铃声，回荡在校园上空，激动得眼圈都湿润了。每次打完铃，我都把挂绳绷得紧紧的，要知道绳子一旦松了，赶上夜里刮大风，铃声“铛铛铛”传来，会碎了乡亲们的好梦，那样罪过就大了。从此，无论刮风下雨、大雪纷飞，我都没耽误过一次任务，有时候有个小病小灾，也不舍得请假，咬牙坚持着，把铃声打得又脆又响。

小时候，乡下人上山干活基本上靠看太阳确定时间，于是校园的铃声不仅是全体师生的信号，也是全体老百姓的信号钟，在山里劳动的时候，那放学的铃声袅袅地传来了，便知道也快下工了。
升入初中之后，学校的铃也换成了电铃，样子像碗一般大小，挂在一个长方形的铁板上，外面有一细铁条，顶端连着个小铁弹子。只要一通电，铁条上的小铁弹子便剧烈地震动，敲击着“铁碗”，发出一阵连续而响亮的“钉铃铃……”的响声。这下也不需要打铃人了，因为只要设置好时间，它会准时地自动响起，方便是方便了，可是再也听不到那悠扬、舒缓、开阔的铃声了，打铃人这个神圣的角色也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以前那个在树下打铃的孩子，已进入不惑之年，此时站在空旷而荒凉的校园里，顿生物是人非之感。那棵老槐树和铁铃虽然已经不在了，可是无论身处何地，只要闭上眼睛，童年校园的铃声仿佛依然回荡在耳边，萦绕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