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真是活久见！刘大明打死也想不到，在科学技术和信息如此发展强盛、天地水陆交通如此通达快捷、人们如此富有而自由的今天，回家的路竟然是如此地艰难，甚至可以说充满了狼狈和绝望。

刘大明不是武汉人，他是汉中一个山区县人，他在武汉也没有亲戚和朋友。

2020年的元旦过后，他带着老伴从汉中出发，原本打算用充裕的时间，在伟大祖国的华南地区，体体面面、快快乐乐的过一个“旅游年”，享受一下飞机、高铁、轮渡、地铁、高速公路出行带来的的舒适和便捷。谁知刚刚游走到武汉，还没来得及登个黄鹤楼，爬个龟山、蛇山什么的，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弄的犹如惊弓之鸟，抱头鼠窜。

刚到武汉，刘大明就发觉情况有些不妙：当地人都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在往外地跑，其中有少量带口罩的。但大多数人都不以为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官方发布的消息一直在“辟谣”，说没有什么传染性肺炎。就是有，也不会人传人。当晚在宾馆打开电视，电视台新闻频道里还在说：处理、训诫了八名传染性肺炎的“造谣者”。刘大成半信半疑，和老婆商量一番后，准备先看看再说。

22号夜里，一个朋友给他们打电话说，武汉第二天有可能要“封城”。赶紧上网一查，发现离汉的飞机、火车、轮船票，都已买不到了，刘大明立马紧张了起来。第二天一早，果断退了宾馆。拉着老婆跑到街上，花1200元高价租了一辆私家车，慌忙“逃出”了武汉。

常言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刘大明满以为逃出了武汉就万事大吉，可以喘口气了，谁知仅仅慢了一步，第二天整个湖北都中断了一切交通，出了武汉却被困在了湖北。

心有不甘，刘大明和老伴想尽了办法，到处奔走、高价租车、东躲西藏，高价买吃买喝。高速不通走国道，国道不通走省道，省道不通走县道。找得到住处就凑合着住一晚，找不到住处就找地方露宿。这里被阻断几天，那里被隔离几天。七转八折，却发现国道、省道、乡村道路越堵越严实了，最终没有逃出湖北，在十堰被隔离到宾馆里去了。

在被隔离的那些日子，刘大明白天在窗前望着空空如也的街市，夜晚辗转反侧、久久难以入睡，叹息着回家的路咋就这莫难？！每天夜晚，四十多年前，在家乡县城上学时的回家之路，又都慢慢地从记忆深处清晰的浮现了出来。

（二）

那时，回家的路程并不遥远，也算不上有多少崎岖。从秦岭南麓的县城里坐班车到公社，也就三十多公里，再走十多里山路，就到家了。但每次回家的时候，叫刘大明犯愁的总是县城到公社的那三十多公里路程。

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时段。刘大明在公社初中里“半农半学”毕了业，本来不想再上学了。家里姊妹兄弟多，他是老大，想回家帮助父母亲，和他们一起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

两年前，在家乡核桃沟大队小学毕业的时候，全班学习成绩最好的刘大明就和其他同学一道，按老师的提示写过“决心书”。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如果“组织上”需要自己继续“深造”，就到公社的初中里继续上学，如果“组织上”需要自己回农村劳动，就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因为升初中不是凭考试，而是推荐制。由大队里的贫下中农协会确定升学的名单，再报公社革委会审批，谁的心里都没有底。

好在凭刘大明家的“贫农”成分作为基本保证，他拿到了初中入学通知书。但在两年的学习时间里，他自己感到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知识。因为学校大部分时间都在“学农”，在荒山野岭上开荒种地，开办“农场”。每学期的课本都上不完，期末也不考试了。连初中毕业证，都是评出来的。

但没有上过一天学的父亲，却坚决支持刘大明到县城里读高中。父亲对他说：“担葱滴就是担葱地，卖蒜地就是卖蒜滴。开荒种地是农民的事情，娃娃伙就应该好好地念书。”

（三）

在父亲的大力支持下，刘大明被县城高中以“半推荐半参考学习成绩”录取了。开学这天，父亲托人到公社里借到一辆自行车，把刘大成一路送到县城高中学校里。

刘大明在县城里读高中，虽然每周只有星期日一天的假期，但必然是要回家的。一来从家里带的浆水菜和泡菜早已吃光了，身上也没有多余的钱；二来住宿的同学们都走了，学校大灶也不开伙。

星期六的早上比平时多上一节课，到十二点多也就放学了。如果还有一点饭菜票，就到学校食堂去排队，买四两米饭或一个馒头，还有一毛钱一碗的菜叶汤。如果没有了，也就算了。饿着回去，也是常有的事情。平时周三也有三毛钱一份的红烧肉，很多时候他没有钱吃，或者说他舍不得吃。

县城的汉运司车站有来往到汉中的班车，每天四趟。途径公社，车票八毛钱。但不到万不得已，刘大成和他一样的农民家庭的学生们，是不会去坐的。

你肯定会问，是舍不得这八毛钱吗？回答是肯定的，或者说没有。八毛钱容易吗？太不容易了！

当时农民的钱从哪儿来？只有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一条“正道”。如果偷偷卖点儿柴草、鸡蛋、农副产品什么的，或者找点儿零活，挣几个现钱的，一旦被发现，都是会被当做“搞资本主义”来处理的。轻的没收所得，交到队里，重的还要挨批斗。

劳动工分，就是把每个人每天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先记成工分。然后把全生产队一年所有的收获，主要是粮食的总价值，分配到这些总工分上。一般一个标准男劳力，一天能挣10分工，它的价值就是一个标准“劳动日值”。能值多少钱呢？说出来可能要惊掉你的下巴：几分钱到几毛钱。

因为每个生产队是独立核算的，劳动日值也就不一样。像公社街上这几个队，土地平整、肥沃一些，粮食收成稍微好一些。当队长的如果再精明一些，尽量压缩、减少一些乱七八糟的义务派工和窝工浪费，劳动日值就会高一些，一般可以达到三四毛钱，最高的偶尔可以达到五六毛钱。一些深山沟、更加偏僻、荒凉的地方，由于山高坡陡、土地贫瘠，交通不变，往来物资全靠肩拉背扛，劳动效率十分低下，劳动日值也就一两毛钱。最少的时候几分钱，也是见怪不怪的。女劳力挣得少一些，最高按标准男劳力的八成计算。刘大明寒暑假里，都要参加队里的劳动，一天能挣四分工。

到年底了，每家每户挣的总工分折成的钱，减去按“人七劳三”分配原则分的粮食的钱，就是全家一年的分红“余钱”。只有那些劳力多、坚持天天到生产队劳动的家庭，才能当上这“余钱户”，到年底能分得几十到百十元的“余钱”。刘大成家有父亲、母亲、爷爷坚持劳动，有一年当了全队状元，分了150多元的“余钱”。

父母辛苦劳动好几天到十多天挣的钱，只够刘大明回一趟家的来往车钱；再返校时，还得给他准备钱粮、购买学习用品的钱、换季的衣物；倒是可以在家里炒一缸子浆水菜、一缸子泡菜，冬天可以吃三四天，可夏天一两天就放不住了；每周后几天还得买点儿学校大灶的菜票。刘大成一周回来一次，要拿走家里几元、十元的钱，父母心里疼，刘大明心里更疼呀！大成是个懂事的孩子，舍不得随便花钱去坐车。

（四）

富有富的阳关道，穷有穷的独木桥。

家还得每周回呀，咋办？

刘大明开始尝试着借自行车骑！好在他一个表姑家就在县城，表姐夫单位上有自行车，借到手后甭提有多高兴了。

但第一次骑车就很不顺利。骑到半道上车胎被铁钉扎破，漏气了。只好到路边一户人家求助，赶巧的是这位农民大伯家里虽然穷，但修车补胎的工具、零件却一应俱全。他看刘大明是个穷学生，就给修好了车子，还不收一分钱，感动的刘大明差点儿掉眼泪。遗憾的是没有记住人家的姓名，几年后，刘大明参加工作挣钱了，带着礼物去找这个修车人，房子也不见了，人也没有找着……

第二次，刘大明带着一个小伙伴上路。那时的公路窄，路面是石子、黄泥、混合沙土。天晴的时候尘土飞扬，天雨的时候泥浆四溅。那天还算不错，是雨后第二天，没有尘土，只有很少的泥浆。

走到黄羊铺一段下坡路的时候，为了避让路中间的泥塘子，刘大明骑到路的最边上。突然从前面一个路口冲出来了一个拉架子车的年轻妇女，堵在前面。按车铃，她听不见；喊让开，她没反应。拉车闸，泥水沾到车圈上了，失灵了，一边又是河坎。转眼间“砰”的一下，就撞到她的架子车尾部了。架子车把猛然一翘，把这个妇女就“剜”到河坎下面去了，刘大明和他的同学连同自行车也重重地摔倒在路上。

刘大明顾不得手上、腿上的伤痛，爬起来赶紧到路边，看那个摔到河坎下的年轻妇女。谢天谢地，她避开了石头和河水，刚好落到一处干沙窝里，啥事都还没有。给人家道过歉后，刘大明一屁股坐在路边石头上，才满头大汗的后怕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才知道疼了，一看手上、腿上，好几处血肉模糊……

（五）

最后，刘大明和他的同学们摸索到一套经济有效、安全实惠的“强行蹭车法”。他们一伙农民家的学生，经过“侦查”和“研判”，瞅准了国营饭店。就在县城的主干道上，有一家“国营饭店”对外营业，来往的货车、卡车司机，一般都在这儿停车吃饭。

开始采取求情、下话的办法，让司机吃完饭后，把这些穷学生“顺便”捎带一程，十之八九没有效果，司机根本不吃这套。等司机“砰”地一声关上车门，扬长而去以后，刘大明和他的同学们只能在那里跳骂一阵了事。

最后被逼无奈，他们采取了“霸王硬上弓”的办法，却基本上都成功了！刘大明他们先楸在饭店墙角或对面处，看准有车头向南，车厢空着的大卡车，停在饭店前，等司机一进饭店的时候，他们呼啦啦十多个、最多一次二十多个一下子就都爬到车厢去了。等司机吃完饭出来，赶他们下车，他们先是说几句好话，求司机把他们这些穷学生捎带一程。然后，就不理不管了。任凭司机吼叫、斥责，他们仗着“人多势众”，站在车上，岿然不动。最后司机只好服软，乖乖地把他们拉上走了。下车的时候，他们再道个谢，司机也就释然了。

只有一次例外。当时这个司机非常凶恶，沿着车四周赶了一会儿没有凑效。他竟然跳到车厢里，先从弱小的学生“下手”，一个个把他们拎下车来。最后只剩刘大明一个人了，看司机还有个同伙，害怕这两个家伙半路上使坏，也只好跳下车来。

也碰到过心地十分好的司机。一次冬天蹭车，司机吃饭后从食堂出来，看刘大明他们十几个学生站在他的卡车厢里。问了一下学生们的情况，就拉着他们走了。走了一会儿，还让刘大明和另外一个穿着单薄的学生，坐到驾驶室里，刘大成倍感温暖和幸福。一路上只要喊停车，他就很快停下来，让学生们分批下车。下车后，这些学生再高高兴兴地走几里、十里山路，各自回到家里。

（六）

斗转星移，世事变迁，那个“蹭车”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并且再也不可能回来了。现在的学生，拿着家里给的足够的钱去坐班车往返于学校和家庭之间，已是最基本的保障了。相当一部分学生，每周末由家长开着自家的小轿车到学校大门口去接送学生，已是家常便饭，稀松平常的了。

刘大明常常想：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又是如何的感受的呢？知道我们当年求学回家的路是怎样走的吗？他们有多少温暖感和幸福感呢？！

一次次的回想着当年求学时回家之路的艰难，刘大明和老伴焦急的一天、两天，一周、两周地等待着。原以为最多十天半月，谁知竟然等了整整两个月！在“弹尽粮绝”，精神几近崩溃的三月二十五日，终于迎来了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湖北（除武汉外）“解封”的日子。

凭着“绿码”和抢购到的车票，他们终于第一批出了湖北，辗转回到了汉中。

回到家里，恍如隔世和逃难归来。要是疫情继续发展下去，他们都不敢想象，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家来。虽然还得在家“禁足”14天，但毕竟是自己的家里，有亲人的陪伴，一切是那样的熟悉和安全。

…………

而这次从武汉归来，刘大明对“回家的路”更是思绪万千、浮想联翩。世事难料呀，谁都想不到，在这个鼠年的新春里，多少人的回家之路被这个看似微弱的“新冠病毒”阻断；多少人的回家之路又充满了曲折和艰险。

看着冷清大街上年前贴着的“鼠年快乐”、“鼠你幸福”，刘大明嘟囔了一句：“鼠我倒霉”。随即又一想，多少人被传染了，多少人死去了，多少人现在还没有能够回家，应该是“鼠我幸运”呀！

回想着这切切的往事，刘大明越发不能入睡了。干脆披衣下床，打开了电脑。他要把这些经历和感受，用文字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