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路

小编碎碎念的图片

(一)

真是活久见!刘大明打死也想不到,在科学技术和信息如此发展强盛、天地水陆交通如此通达快捷、人们如此富有而自由的今天,回家的路竟然是如此地艰难,甚至可以说充满了狼狈和绝望。

刘大明不是武汉人,他是汉中一个山区县人,他在武汉也没有亲戚和朋友。

2020年的元旦过后,他带着老伴从汉中出发,原本打算用充裕的时间,在伟大祖国的华南地区,体体面面、快快乐乐的过一个“旅游年”,享受一下飞机、高铁、轮渡、地铁、高速公路出行带来的的舒适和便捷。谁知刚刚游走到武汉,还没来得及登个黄鹤楼,爬个龟山、蛇山什么的,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弄的犹如惊弓之鸟,抱头鼠窜。

刚到武汉,刘大明就发觉情况有些不妙:当地人都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在往外地跑,其中有少量带口罩的。但大多数人都不以为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官方发布的消息一直在“辟谣”,说没有什么传染性肺炎。就是有,也不会人传人。当晚在宾馆打开电视,电视台新闻频道里还在说:处理、训诫了八名传染性肺炎的“造谣者”。刘大成半信半疑,和老婆商量一番后,准备先看看再说。

22号夜里,一个朋友给他们打电话说,武汉第二天有可能要“封城”。赶紧上网一查,发现离汉的飞机、火车、轮船票,都已买不到了,刘大明立马紧张了起来。第二天一早,果断退了宾馆。拉着老婆跑到街上,花1200元高价租了一辆私家车,慌忙“逃出”了武汉。

常言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刘大明满以为逃出了武汉就万事大吉,可以喘口气了,谁知仅仅慢了一步,第二天整个湖北都中断了一切交通,出了武汉却被困在了湖北。

心有不甘,刘大明和老伴想尽了办法,到处奔走、高价租车、东躲西藏,高价买吃买喝。高速不通走国道,国道不通走省道,省道不通走县道。找得到住处就凑合着住一晚,找不到住处就找地方露宿。这里被阻断几天,那里被隔离几天。七转八折,却发现国道、省道、乡村道路越堵越严实了,最终没有逃出湖北,在十堰被隔离到宾馆里去了。

在被隔离的那些日子,刘大明白天在窗前望着空空如也的街市,夜晚辗转反侧、久久难以入睡,叹息着回家的路咋就这莫难?!每天夜晚,四十多年前,在家乡县城上学时的回家之路,又都慢慢地从记忆深处清晰的浮现了出来。

(二)

那时,回家的路程并不遥远,也算不上有多少崎岖。从秦岭南麓的县城里坐班车到公社,也就三十多公里,再走十多里山路,就到家了。但每次回家的时候,叫刘大明犯愁的总是县城到公社的那三十多公里路程。

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时段。刘大明在公社初中里“半农半学”毕了业,本来不想再上学了。家里姊妹兄弟多,他是老大,想回家帮助父母亲,和他们一起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

两年前,在家乡核桃沟大队小学毕业的时候,全班学习成绩最好的刘大明就和其他同学一道,按老师的提示写过“决心书”。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如果“组织上”需要自己继续“深造”,就到公社的初中里继续上学,如果“组织上”需要自己回农村劳动,就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因为升初中不是凭考试,而是推荐制。由大队里的贫下中农协会确定升学的名单,再报公社革委会审批,谁的心里都没有底。

好在凭刘大明家的“贫农”成分作为基本保证,他拿到了初中入学通知书。但在两年的学习时间里,他自己感到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知识。因为学校大部分时间都在“学农”,在荒山野岭上开荒种地,开办“农场”。每学期的课本都上不完,期末也不考试了。连初中毕业证,都是评出来的。

但没有上过一天学的父亲,却坚决支持刘大明到县城里读高中。父亲对他说:“担葱滴就是担葱地,卖蒜地就是卖蒜滴。开荒种地是农民的事情,娃娃伙就应该好好地念书。”

(三)

在父亲的大力支持下,刘大明被县城高中以“半推荐半参考学习成绩”录取了。开学这天,父亲托人到公社里借到一辆自行车,把刘大成一路送到县城高中学校里。

刘大明在县城里读高中,虽然每周只有星期日一天的假期,但必然是要回家的。一来从家里带的浆水菜和泡菜早已吃光了,身上也没有多余的钱;二来住宿的同学们都走了,学校大灶也不开伙。

星期六的早上比平时多上一节课,到十二点多也就放学了。如果还有一点饭菜票,就到学校食堂去排队,买四两米饭或一个馒头,还有一毛钱一碗的菜叶汤。如果没有了,也就算了。饿着回去,也是常有的事情。平时周三也有三毛钱一份的红烧肉,很多时候他没有钱吃,或者说他舍不得吃。

县城的汉运司车站有来往到汉中的班车,每天四趟。途径公社,车票八毛钱。但不到万不得已,刘大成和他一样的农民家庭的学生们,是不会去坐的。

你肯定会问,是舍不得这八毛钱吗?回答是肯定的,或者说没有。八毛钱容易吗?太不容易了!

当时农民的钱从哪儿来?只有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一条“正道”。如果偷偷卖点儿柴草、鸡蛋、农副产品什么的,或者找点儿零活,挣几个现钱的,一旦被发现,都是会被当做“搞资本主义”来处理的。轻的没收所得,交到队里,重的还要挨批斗。

劳动工分,就是把每个人每天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先记成工分。然后把全生产队一年所有的收获,主要是粮食的总价值,分配到这些总工分上。一般一个标准男劳力,一天能挣10分工,它的价值就是一个标准“劳动日值”。能值多少钱呢?说出来可能要惊掉你的下巴:几分钱到几毛钱。

因为每个生产队是独立核算的,劳动日值也就不一样。像公社街上这几个队,土地平整、肥沃一些,粮食收成稍微好一些。当队长的如果再精明一些,尽量压缩、减少一些乱七八糟的义务派工和窝工浪费,劳动日值就会高一些,一般可以达到三四毛钱,最高的偶尔可以达到五六毛钱。一些深山沟、更加偏僻、荒凉的地方,由于山高坡陡、土地贫瘠,交通不变,往来物资全靠肩拉背扛,劳动效率十分低下,劳动日值也就一两毛钱。最少的时候几分钱,也是见怪不怪的。女劳力挣得少一些,最高按标准男劳力的八成计算。刘大明寒暑假里,都要参加队里的劳动,一天能挣四分工。

到年底了,每家每户挣的总工分折成的钱,减去按“人七劳三”分配原则分的粮食的钱,就是全家一年的分红“余钱”。只有那些劳力多、坚持天天到生产队劳动的家庭,才能当上这“余钱户”,到年底能分得几十到百十元的“余钱”。刘大成家有父亲、母亲、爷爷坚持劳动,有一年当了全队状元,分了150多元的“余钱”。

父母辛苦劳动好几天到十多天挣的钱,只够刘大明回一趟家的来往车钱;再返校时,还得给他准备钱粮、购买学习用品的钱、换季的衣物;倒是可以在家里炒一缸子浆水菜、一缸子泡菜,冬天可以吃三四天,可夏天一两天就放不住了;每周后几天还得买点儿学校大灶的菜票。刘大成一周回来一次,要拿走家里几元、十元的钱,父母心里疼,刘大明心里更疼呀!大成是个懂事的孩子,舍不得随便花钱去坐车。

(四)

富有富的阳关道,穷有穷的独木桥。

家还得每周回呀,咋办?

刘大明开始尝试着借自行车骑!好在他一个表姑家就在县城,表姐夫单位上有自行车,借到手后甭提有多高兴了。

但第一次骑车就很不顺利。骑到半道上车胎被铁钉扎破,漏气了。只好到路边一户人家求助,赶巧的是这位农民大伯家里虽然穷,但修车补胎的工具、零件却一应俱全。他看刘大明是个穷学生,就给修好了车子,还不收一分钱,感动的刘大明差点儿掉眼泪。遗憾的是没有记住人家的姓名,几年后,刘大明参加工作挣钱了,带着礼物去找这个修车人,房子也不见了,人也没有找着……

第二次,刘大明带着一个小伙伴上路。那时的公路窄,路面是石子、黄泥、混合沙土。天晴的时候尘土飞扬,天雨的时候泥浆四溅。那天还算不错,是雨后第二天,没有尘土,只有很少的泥浆。

走到黄羊铺一段下坡路的时候,为了避让路中间的泥塘子,刘大明骑到路的最边上。突然从前面一个路口冲出来了一个拉架子车的年轻妇女,堵在前面。按车铃,她听不见;喊让开,她没反应。拉车闸,泥水沾到车圈上了,失灵了,一边又是河坎。转眼间“砰”的一下,就撞到她的架子车尾部了。架子车把猛然一翘,把这个妇女就“剜”到河坎下面去了,刘大明和他的同学连同自行车也重重地摔倒在路上。

刘大明顾不得手上、腿上的伤痛,爬起来赶紧到路边,看那个摔到河坎下的年轻妇女。谢天谢地,她避开了石头和河水,刚好落到一处干沙窝里,啥事都还没有。给人家道过歉后,刘大明一屁股坐在路边石头上,才满头大汗的后怕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才知道疼了,一看手上、腿上,好几处血肉模糊……

(五)

最后,刘大明和他的同学们摸索到一套经济有效、安全实惠的“强行蹭车法”。他们一伙农民家的学生,经过“侦查”和“研判”,瞅准了国营饭店。就在县城的主干道上,有一家“国营饭店”对外营业,来往的货车、卡车司机,一般都在这儿停车吃饭。

开始采取求情、下话的办法,让司机吃完饭后,把这些穷学生“顺便”捎带一程,十之八九没有效果,司机根本不吃这套。等司机“砰”地一声关上车门,扬长而去以后,刘大明和他的同学们只能在那里跳骂一阵了事。

最后被逼无奈,他们采取了“霸王硬上弓”的办法,却基本上都成功了!刘大明他们先楸在饭店墙角或对面处,看准有车头向南,车厢空着的大卡车,停在饭店前,等司机一进饭店的时候,他们呼啦啦十多个、最多一次二十多个一下子就都爬到车厢去了。等司机吃完饭出来,赶他们下车,他们先是说几句好话,求司机把他们这些穷学生捎带一程。然后,就不理不管了。任凭司机吼叫、斥责,他们仗着“人多势众”,站在车上,岿然不动。最后司机只好服软,乖乖地把他们拉上走了。下车的时候,他们再道个谢,司机也就释然了。

只有一次例外。当时这个司机非常凶恶,沿着车四周赶了一会儿没有凑效。他竟然跳到车厢里,先从弱小的学生“下手”,一个个把他们拎下车来。最后只剩刘大明一个人了,看司机还有个同伙,害怕这两个家伙半路上使坏,也只好跳下车来。

也碰到过心地十分好的司机。一次冬天蹭车,司机吃饭后从食堂出来,看刘大明他们十几个学生站在他的卡车厢里。问了一下学生们的情况,就拉着他们走了。走了一会儿,还让刘大明和另外一个穿着单薄的学生,坐到驾驶室里,刘大成倍感温暖和幸福。一路上只要喊停车,他就很快停下来,让学生们分批下车。下车后,这些学生再高高兴兴地走几里、十里山路,各自回到家里。

(六)

斗转星移,世事变迁,那个“蹭车”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并且再也不可能回来了。现在的学生,拿着家里给的足够的钱去坐班车往返于学校和家庭之间,已是最基本的保障了。相当一部分学生,每周末由家长开着自家的小轿车到学校大门口去接送学生,已是家常便饭,稀松平常的了。

刘大明常常想: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又是如何的感受的呢?知道我们当年求学回家的路是怎样走的吗?他们有多少温暖感和幸福感呢?!

一次次的回想着当年求学时回家之路的艰难,刘大明和老伴焦急的一天、两天,一周、两周地等待着。原以为最多十天半月,谁知竟然等了整整两个月!在“弹尽粮绝”,精神几近崩溃的三月二十五日,终于迎来了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湖北(除武汉外)“解封”的日子。

凭着“绿码”和抢购到的车票,他们终于第一批出了湖北,辗转回到了汉中。

回到家里,恍如隔世和逃难归来。要是疫情继续发展下去,他们都不敢想象,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家来。虽然还得在家“禁足”14天,但毕竟是自己的家里,有亲人的陪伴,一切是那样的熟悉和安全。

…………

而这次从武汉归来,刘大明对“回家的路”更是思绪万千、浮想联翩。世事难料呀,谁都想不到,在这个鼠年的新春里,多少人的回家之路被这个看似微弱的“新冠病毒”阻断;多少人的回家之路又充满了曲折和艰险。

看着冷清大街上年前贴着的“鼠年快乐”、“鼠你幸福”,刘大明嘟囔了一句:“鼠我倒霉”。随即又一想,多少人被传染了,多少人死去了,多少人现在还没有能够回家,应该是“鼠我幸运”呀!

回想着这切切的往事,刘大明越发不能入睡了。干脆披衣下床,打开了电脑。他要把这些经历和感受,用文字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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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表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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