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农村有很多以打铁为生的匠人，叫铁匠，无非就是帮助农户打造些锄头镰刀一类的小物件，再顺便修修用坏的农具，谁家的犁子开了焊，谁家的耙断了齿什么的。杨铁匠是我们庄上的，我小的时候他们家住在我们家后面一排，他大儿子成家以后是我家的邻居，住在我家隔壁。

铁匠铺只要一开门，炉火红彤彤的烧旺之后，就看见杨铁匠赤裸露着上身，呼哧呼哧喘着气，挥动一个二三十斤的铁锤，用力砸着烧红的铁，身上的肉随着大锤的上下轮动有规律的上下左右的晃，我们一帮孩子会围着看，溅起的火星一不小心就飞到我们身上，还好那时穿的都是棉布，要是化纤的，听说一个火星就是一个小洞。

“走远点，小家伙，我这锤头要是甩掉了可不是玩的，能把你们头给砸没有，快跑。”杨铁匠会故意做个惊险的动作，佯装自己没有攥住锤把，锤想要飞出去的样子，于是我们一帮小伙伴都吓的四散开去，再不敢靠前。杨铁匠是个大胖子，那时没有概念，按照现在回忆起他的样子估计，应该二百斤不会少，个头也不是很高，可能1米7都还不到，耳朵有点聋，跟他说话都要格外大声一点才行。

“ 铁匠，你家可有破铁锹，我借用一下。”

“俺家没有破提包，刚买个新的，你可要？”

这是很经典的一句，多年以后想起这个对话都还想笑，就像赵本山和宋丹丹小品里面的破船一样。

杨铁匠家的日子过的就像他家电焊铺烧红的火一样旺。放工回来劳累一天的乡亲们晚上吃完饭就会自发的聚到他家门口，男人，女人，大人，孩子，说着各式各样荤的素的笑话。杨铁匠的老婆我喊姑姑，不知哪门子亲戚，据说是从我母亲的娘家叙过来的。姑姑和我母亲关系很好，两个人的身材从背后看很难区分，高矮胖瘦都差不多，也是后脑勺有一个发髻，用黑色的包网网住，上衣也穿和我母亲一样的海桑兰大襟小褂。

姑姑和杨铁匠一共生了五个孩子，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尤数大儿子和小闺女有出息，大儿子在我们西面的一个乡里当供销社会计，后来当了主任，小女儿读过初中，还是我红缨班的启蒙老师，后来在哥哥的帮助下，去了相邻另一个小乡也在供销社里面谋了职，长的那个漂亮呀，在当时就两个字：洋气。

杨铁匠家渐渐有了吵骂声。姑姑时常半夜三更跑到我家哭，我那时小，母亲会拉着她到当门坐在凳子上听她说，声音很小，估计是故意避着我们，有时候会陪着姑姑抽搭。再后来姑姑挨打了，三天两头的挨打，谁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原因打架。姑姑的几个孩子虽也没有少跟父亲嚷嚷，但是作用不大。杨铁匠的手是很重的，随便逮着哪里抓一下，手指印都清晰凸起，我就亲眼看到姑姑的腿上，背上，清晰的手指印。

“这个死老头子，心咋这么狠。”庄上人的不满渐渐的在语言和行为上表现出来了。

“他婶，可吃了。”杨铁匠端着碗站在门口给来往的乡亲打着招呼。

“你这人，怎么不理我的，昨天给你说话都不理人。”

“吃过了。理你了，你耳朵不好使，没听见。”然后步也不停的就过去了，要是往日，肯定要停下来说两句的。杨铁匠大概也感觉到自己是被冷落了，于是讪讪的再不说话。

后来铁匠和姑姑开始闹起了离婚，两个人都协议好了听说。可是在那个年代，离婚是什么概念？

“你们离婚的事，以后再不要有这个想法了，我和弟弟妹妹都不同意，成心想让我们出不了门是吗？你们让我们几个做孩子的脸往哪放，等我们都死了再说吧！”大儿子总结完重重的摔门走了。

姑姑不久就被小女儿接走了，几个孩子谁想念妈妈了，就去看看，但是姑姑是真的不再回来了。

杨铁匠后来就跟了大儿子，住在我们家隔壁。他们家前屋的最西边一个小房间是给他住的，结婚以后回娘家经常看到的就是杨铁匠独自坐在门口的石台子上打盹，粗重的鼾声听的好远，经过他面前，吵醒了他，会睁开眼，“闺女，又来送酒给老头喝了。”然后大声的对着我家喊，“闺女送酒来了，赶紧买菜去。”紧接着就是一声接一声的剧烈的咳嗽。每一次见到他都能感觉到他在迅速的衰老。

杨铁匠生病了，咳嗽之后上气不接下气的跟儿子说：“去，求你妈回来，给我做碗面条吃，我想吃她擀的面条。”儿子去了，姑姑脸背向一边，理也不理，儿子当真跪下了，姑姑还是没有答应回来给杨铁匠擀面条。儿子临走的时候说：“娘，你好狠的心。”姑姑面无表情：“我心还不够狠，够狠的话早就死过了。“

床头百日无孝子”，因为长期生病，已经有两天没人问事了，铁匠口渴，自己爬去水缸里舀水喝，头就磕在水缸沿上磕死了，嘴里仅剩的一颗牙也磕掉了。

杨铁匠是6月份死的，丧事场面很大，两班喇叭，母亲还特意接我回娘家听响。杨铁匠的大儿子那时得势，非常有钱，丧席办了将近八十桌，丧服听说都是找人设计的，孝子贤孙按顺序白茫茫齐刷刷跪成一排，当真风光的很，好多人羡慕的不得了。在家停尸八天，那时农村还不时兴火化，不知怎么也没有冷冻措施，等待客的时候灵棚里早已经呆不住人，只有铁匠的两个女儿捂着鼻子在那里守着。儿子，媳妇，孙子，重孙，晚饭后随着吹喇叭鼓手的吆喝，一会跑到这边一会跑到那边嘻嘻哈哈的看着热闹，和别人的区别就是身上穿着的孝袍了。棺材的缝隙里不时有白色胖乎乎的小动物爬出来招摇，两个女儿只能用麦草小心的拨进去，像是拨着父亲的魂灵。

杨铁匠死后，烧过五七，大儿子就把姑姑接了回来，也住在铁匠生前住的那间小屋子里面。好多年不见了，姑姑好像头脑不灵活了，反应很迟钝，再也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爱说爱笑的姑姑了。母亲有时候拉着她的手和她聊天，也是半天一句，甚至说不成句了，就听她说的最多的就是：我死后不要把我和他埋在一起，我不愿意和他一起，恨他。儿子也答应说：知道，放心吧，不跟他埋一起，到时候会给你重新买一块墓地的。

姑姑死的时候也是六月，大儿子已经家道中落，远没有了铁匠死时的排场了。姑姑下葬的时候，大暴雨一天一夜都没有停，山路又滑。

“棺材不知怎么就那么重。”抬棺材的一帮壮劳力都这么说。

姑姑的棺材是被从地上硬拖上山去的。棺材“抬”过去，路面上出现两条深深的凹下去的痕迹。棺材下坑，因为里面灌满了水，老是向上浮，就像一个溺水的人拼命扒着岸求生一样，乡亲们只好下去一部分人到坑里，用粗棍把棺材用力的摁到杨铁匠的棺材旁边，固定好，然后姑姑的几个儿子大声吆喝其他人尽快的把土掩下去，直到母亲服服帖帖的躺在他们父亲的身边。

杨铁匠和姑姑各自鳏寡将近四十年，给他们的儿女们留够了足足的面子。